江遥真正开始把那三个杯子的问题当成一件事来做,是在第二周的星期五。
那天上午物理学院刚上完一节数学物理方法,老师在黑板上推一个并不复杂的振动系统。几个相互连接的物体,如果逐个追踪位置和速度,方程会迅速变长;换一组更合适的变量以后,原本彼此牵扯的运动却会分开,像一群挤在一起说话的人忽然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声部。江遥对这种变化并不陌生,竞赛阶段就接触过类似处理,可过去她更关心的是换完变量以后题目变得好不好算,这一次坐在教室里,她却一直在想另一件事:为什么这组变量有资格替代原来的全部细节?如果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运动,在新的变量里被写成一样,它们以后真的还会一样吗?
下课以后,她没有跟着人群去食堂,而是拐进旧理科楼找顾老师。办公室没人,她在门外站了几分钟,正准备走,顾老师从楼梯口上来,手里还端着一碗没吃完的面。他看见江遥,先问是不是上次那个豆子的问题。江遥点头,又说自己想换个问法,不再问“怎样找到一个好的宏观量”,而是想知道怎样判断自己选的量到底漏没漏掉重要东西。
顾老师把办公室门打开,没让她坐,自己先把面放到窗边,问:“你觉得怎么判断?”
江遥已经想了两天。她说,如果两个系统此刻在自己选的几个量上完全相同,而以后却走出不同结果,那么就说明这些量还不够。她怕自己说得太抽象,顺手拿起桌上的两支笔,平行放在一起,又把一只订书机和一盒粉笔摆到后面。“假设我只记录前面两支笔的位置,不管后面是什么。如果现在两种情况看起来一模一样,可过一会儿后面的东西会碰到它们,让它们走得不一样,那我前面的记录就漏了东西。”
顾老师听完没有马上评价,只问:“那如果你试了一千次,都一样呢?”
“至少说明在我试过的范围里没漏。”
“能证明永远不漏吗?”
江遥摇头。
顾老师这才把面重新端起来,靠着窗边吃了两口。他说这已经是一个可以真正工作的办法了,不要急着给它起什么名字。先找“看起来一样”的两种状态,再把它们往后放,看看未来是不是也一样。如果经常分叉,就说明你选的表示把不同的东西压成了同一个影子;如果怎么折腾都不容易分叉,才有理由相信那个影子里保留了真正重要的结构。
“影子。”江遥重复了一遍。
“随口说的,别写论文里。”
江遥笑了一下,随后忽然想到食堂。
她前一天中午在两个窗口之间犹豫过。两边都排了差不多十个人,她按人数选了左边,结果右边很快走掉一半,自己这边却几乎不动。后来才发现,左边前面有两个人一次给整个宿舍打饭,右边大多数人只买固定套餐。站在队伍后面时,两条队伍“长度一样”,可对等待时间而言,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种状态。
她把这个例子讲给顾老师。
顾老师这次明显觉得比杯子好,说:“对。你如果只记“十个人”,就把谁在买什么、窗口处理速度、前面的人是不是替别人带饭,全压没了。十个人这个数字并没有错,它只是回答不了你真正想问的——我还要等多久。”
江遥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句话。
过去她很容易把“模型不完整”理解成模型还需要增加变量,可现在问题似乎更细。模型永远不可能完整,真正值得问的是:**你删掉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回来改变你关心的未来。**食堂窗口里,排队的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大概可以删掉;前面那个人是不是替八个人打饭,却不能。两件事都是真实世界的细节,可对“还要等多久”这个问题,它们的重要程度完全不同。
这个想法并不深奥,甚至像日常常识。可江遥越想越觉得,它比上周自己在黑板上写的那些复杂式子更接近问题本身。
下午她没有直接去跑那个复杂模型,而是故意造了一个非常小的东西。电脑屏幕上只有二十个小点,每个点只能在“亮”和“暗”两种状态之间变化,并且只受左右邻居影响。她先设计一个极简单的统计:不看每个点具体在哪里,只记录此刻一共有多少个亮点。这样一来,原本二十个点可以组成极多种不同图案,最后都被压成一个数字。例如十个亮点,无论是十个亮点全部挤在左边,还是亮暗交错,记录下来都只是“10”。
第一眼看,这个压缩非常诱人。
二十个点的图案太复杂,一个数字多干净。
江遥先找了两个都恰好有十个亮点的状态,让程序继续运行。第一种是十个亮点连在一起,像一整块;第二种则亮一个、暗一个,均匀铺开。刚开始那一刻,两边记录都是10,可只过了几轮,第一种还保留着大块结构,第二种却迅速变成完全不同的分布,亮点总数也开始分开。
她看着两条曲线,没有失望。
反而很高兴。
因为这意味着问题已经被看见:**“有多少”不够,还得知道“怎么排”。**
接下来应该记录什么?
最粗暴的办法当然是把二十个点全部重新记下来,那一定不会漏,可也等于什么都没简化。江遥开始试中间层次。除了亮点总数,她再记录相邻两个点是否相同的次数。这样,同样十个亮点,如果挤成一团,相邻关系会很多;如果完全交错,相邻关系则很少。两个数字仍然比二十个点简单得多,却已经能够区分刚才那两种状态。
她重新跑。
这一次两条曲线贴得更久。
但并没有永远贴住。
她又找到两种图案,它们亮点总数相同,相邻关系数也一样,前几轮几乎完全一致,可到了后来仍然分开。江遥盯着那两排小点看了很久,发现区别藏在更长一点的排列里:某一种图案里,经常出现“亮亮暗亮”这样的四点组合,另一种则以别的局部形状居多。也就是说,每当她把视野放宽一点,就能保存更多未来;可同时,所谓“简化”也会一点点重新长回复杂。
傍晚五点多,沈迟从门外经过,看见她还在小教室里,对着屏幕上几十个黑白方格发呆。他本来只是来取一本落在讨论室的书,站在后面看了一阵才问她在做什么。江遥把“两个队伍都是十个人,但不一定等一样久”的例子讲了一遍,又把电脑上的两排图案给他看。
沈迟没有马上碰公式。
他先问:“你现在想预测多久?”
这个问题正好击中上周的纸盒。
江遥把程序往后拖。如果只预测下一轮,亮点总数加相邻关系已经很好;预测十轮以后,需要的信息明显更多;再往后,一些很细的初始差异都会慢慢放大。
“所以你说一个表示好不好,得先说你要看多远。”沈迟说。
江遥点头。
“还有你要预测什么。”
如果只预测亮点总数,也许不必知道每个点在哪里;如果要预测某一个特定位置三十轮以后是亮还是暗,需要保留的信息可能完全不同。一个模型是否“足够”,不仅与世界有关,也与问题有关。
沈迟把椅子拉过来坐下。他看程序的时间很长,中间几乎没说话。江遥已经习惯他这种慢,不催。大约十分钟以后,他才拿纸画了两组不同图案,问:“如果我们找到两种状态,在你记录的所有指标上都一样,但下一步就不一样,是不是可以直接判死刑?”
“判什么死刑?”
“说明这一组指标肯定不够。”
江遥想了一下:“对。”
“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不行。试不出分叉,只能说明还没试出来。”
沈迟点头。
这句话之后,他又不说了。
江遥却忽然意识到,他们已经有了一种非常朴素的工作办法:不是先证明一个表示有多聪明,而是不断找两种在这个表示里“看起来一样”的真实状态,再让它们继续演化。如果它们未来不同,就说明这个表示把不该合并的东西合并了。
像鉴别两枚看起来一样的钥匙。
不需要先知道哪一枚内部结构哪里不同,只要拿去开同一把锁,一个能开,一个打不开,就已经证明“看起来一样”还不够。
她把钥匙的比喻说出来,沈迟这次摇头,说锁只有一次结果,系统未来是一长串变化,不完全一样。江遥也不争,只说给不懂的人讲大概够。沈迟想了想,居然承认:“那够。”
这是江遥第一次发现他也接受“不严格但有用”的解释。
只要知道边界在哪里。
晚上顾老师的小组没有正式活动,江遥便把这套小程序发到了共享群里。她没有写长说明,只说自己试了一种方法:对于任何准备保留的简化描述,主动寻找“描述相同、未来不同”的状态。十分钟后,一个研究生先回,说这思路当然不新,在很多领域都有对应概念,但用来检查他们上周那个模型很合适,可以先做数值筛查。
顾老师一直没有回。
直到晚上十一点多,群里才出现他一句话:
**先别急着找大理论。把你这个小东西玩透。**
江遥当时已经躺下,又坐起来看了一遍。
她没有因为“这思路不新”失望。相反,她第一次明显感觉到,自己可能正在从竞赛时代跨到另一种学习里。竞赛题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往往是找到那个别人没想到的解法,而真正做研究,很多时候你独立想到一件事,后来发现几十年前就有人研究过,并不意味着这几天白做。至少你知道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自然出现,别人给它的名字也不再是一串从书上背下来的术语。
第二天她去图书馆查资料,果然找到了相邻领域里的相似思想。
名字很多。
不同学科说法也不一样。
她没有一口气全记。
只挑了一篇最基础的文章打印出来。文章真正写得远比她的小点程序复杂,作者关心的却仍是那个她已经亲手遇到的问题:如果你把很多具体状态压成同一种“宏观状态”,什么条件下这些宏观状态还能自己决定下一步,而不需要偷偷回头看被你丢掉的细节?
因为先玩过两天黑白点,江遥第一次读这种论文没有被名词挡在门外。
公式只是把已经见过的困难写得更准确。
她读到中间一处时,忽然在页边画了一个很大的圈。文章给出了一个足够强的条件:如果所有被你归到同一类的微观状态,对未来各类结果的转移方式都完全相同,那么这种归类就是安全的。普通读者如果看公式会觉得绕,用排队的例子却很简单——假如所有“队伍十个人”的情况,不管前面具体是谁,平均都需要同样时间,那么你只记人数就足够;一旦有些十人队伍五分钟走完,有些要二十分钟,人数这个描述便不能独立承担预测。
江遥把文章合上。
她并没有因为找到已有理论就结束。
真正让她兴奋的是另一个问题:现实系统很少会“完全相同”。如果只要求大致预测,允许一点误差,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宽松的标准?两种状态未来不必一模一样,只要差异永远小到当前任务不在乎,也许仍然可以被看成同一类。
她在纸上写下这句话,没有写数学符号。
下午去上物理实验时,这个问题仍在。
实验内容本来很基础,要测一个摆在不同条件下振动衰减的速度。实验台上的装置远没有国家队训练精密,传感器也普通,同组学生第一次操作时把采样时间设得太短,前几组数据噪声很大。江遥熟练地帮着检查装置,却没有像高中时期那样迅速接管。她现在越来越清楚,一个人如果总是因为自己会做就替别人把事情做顺,组里其他人最后只会得到一份漂亮结果,不会真正知道装置为什么这么接。
和她同组的是顾苓,以及另一个叫唐令的男生。
顾苓操作并不快,甚至第一次调支架时把刻度方向看反了。江遥提醒以后,她也不尴尬,重新来。唐令则非常依赖实验指导书,每一步都照着做,一旦实际装置与图示有一点不同就停下来确认。三个人开始阶段很慢,却意外地没有出现江遥过去最烦的那种混乱。
做到后半段,他们发现同样从某个角度放开摆球,有两组衰减曲线明显不同。
唐令第一反应是重做。
江遥以前可能也会。
这一次她先问:“刚才哪儿不一样?”
三个人回忆了一遍。放手方式近似相同,摆长没有动,传感器也没换。顾苓忽然说,第二组开始前窗户开过一次,刚才有人觉得屋里闷。
唐令笑,说这点风能差这么多?
江遥没有回答。
她去把窗重新打开一点。
再做一次。
曲线真的变了。
并不是完全重复刚才那条,却朝同一个方向偏。
三个人站在屏幕前看了一会儿。
窗外只是一点很轻的风,站在实验台旁甚至不觉得明显。可一个持续振动几十个周期的摆,会把这样微小的作用一点点积累出来。
唐令说:“那把这两组删了吧,条件不一致。”
江遥原本也觉得应该删。
手已经放到鼠标上,却停住。
“不删。”
“那报告不好看。”
“放后面,写清楚。”
唐令有些不理解。既然实验要求是在近似静止空气里测衰减,开窗那两组显然不属于标准条件,留下只是增加麻烦。
江遥说:“正因为不一样才留。”
顾苓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把那两组数据单独标成另一种记号。
没人再争。
晚上三个人开始写实验报告。唐令负责基础数据,顾苓整理现象,江遥把不同条件放到一起比较。她没有用“环境扰动显著影响实验”这种空话,而是把窗口开合的时间、三组曲线和他们能确认的事实都写进去。至于风速到底多大,没有测,便直接写“未知”。
报告提交前,唐令又看了一遍,还是觉得那两组会让整份东西显得不整齐。
江遥问他:“如果老师只想看一条漂亮曲线,那当然删。如果他想知道这个摆实际上怕什么,那两组可能比最漂亮的那组更有用。”
唐令没有立即同意。
但也没有再删。
离开实验楼已经快九点。顾苓一路都没怎么说话,走到宿舍区才问江遥:“你以前是不是特别喜欢把不听话的数据干掉?”
江遥看她。
“什么叫干掉?”
“就是不符合你想要的样子。”
“我没有。”
顾苓笑了一下。
江遥自己也笑。
她知道这句话不能说得太满。
国家队时期那个看到异常数据就先追新机制的自己,和后来习惯先检查装置的自己,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她只是逐渐学会了一件事:不能因为一个数据很漂亮就喜欢它,也不能因为它让结果难看就嫌弃它。
回到宿舍以后,江遥收到顾老师发来的私信。
只有一个文件。
不是论文。
是一份很小的数据,外加一句说明:
**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个模型。五个变量,跑得很稳。你用你的办法看看,能不能把它压成两个。**
江遥把文件下载下来,没有立即打开。
她先去洗澡,又把第二天早课的书装好。等宿舍慢慢安静,她才重新坐到电脑前。
五个变量。
如果只是做拟合,当然可以有很多办法。
顾老师显然不是问这个。
他是在问:能不能只留下两个数字,却仍然不把未来最重要的东西忘掉。
江遥打开数据。
最开始的几百行非常规整。
她把其中两个变量画出来,曲线几乎像是故意等她看见一样,缓慢地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