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二十，中药房窗口来了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把方子递进来，方子折了三折，角上别着一枚大头针。
“十三味。”她说，“照着抄的，治关节疼。”
陆远把方子摊开看了一遍。前十味平常，第十一味写着附片，后头跟着一个数。
他拿笔在附片上点了一下。
“这副药，谁给您抓过。”
“没有。”老太太说，“头一回。”
“有没有医师开的方子。”
“这就是。”她把方子翻过来，背面盖着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章，签名是三个字，写得潦草。
“您知道附片是什么药吗。”
“不知道。人家说，药要煮。”
“咱们这儿抓的是熟附片，要先煎。”陆远说，“方子上只写了个附片、写着三十克，先煎多久没写——光写克数，不算开全。三十克的附子，火候不够，嘴先麻，再往后是手麻，再重一点，人就送急诊了。”
老太太的脸白了一下。
“那我不抓了。”
“不是不抓。”陆远把方子推回去又收回来，“这副药我打电话跟开方的大夫核一下。他补一句先煎一小时，我照抓；他不补，您回去请他重开。”
他拿起窗口上那部电话拨号。那头接起来，是社区卫生服务站。他把第十一味药念了一遍，又把剂量念了一遍。
大夫在那头停了三秒，说了一句我写漏了。
陆远提笔在处方签旁边写上一行：先煎一小时，医师已核。写完把方子搁进待配那一格。
老太太临走回头看了一眼那格药。
“抓药的人，比开药的人还仔细。”她说。
“开药的人管治什么病。”陆远说，“抓药的人管药能不能进您嘴里。”
十一点半交班，小李在排班表上把下午那格画了一道。
“又半天。”
“记我账上。”
“我记着。”小李说，“不过有句话你可能还不知道——周副主任今儿早上跟护士长说，你那口柜子最好搬个地方，藤科要东头那面墙。”
陆远把白大褂挂上，没说话。他心里有一笔账：柜子挪一回，抽屉里那些药就得过一遍手。
过一遍手，就是过一遍药王阁的东西。这事得先弄清是公事，还是有人想再看一眼那只柜子。
午后一点，小罗的车停在城北关厢。
蒲坐后排带路。他手里没拿笤帚，两只手都空着，膝盖上摊着那张折四折的单子。
头一家在关厢东边，是家老杂货铺。掌柜认得蒲，也认得药王阁的印。
陆远说明来意：前几日有个后生在这儿留过一张白纸，纸没名没号，搁在铺子里早晚会有人往上写字，不如交回药王阁收存。要用的时候，本人来取。
掌柜从柜台底下摸出那张纸，对折着，边角已经起毛。
“他说先搁着。”掌柜说，“我还当是个凭据。”
“凭据得有名。”陆远说，“上头一个字也没有，算不得凭据。”
他当场开收条，写上铺名、日子，底下追一行小字。掌柜自己按了印，收条上也按了一记。
第二家就是济生堂。
铺面不大，柜台是旧木头，纹路磨得发亮。掌柜姓周，五十出头，正拿着药戥子给一个妇人称药。他抬头看见蒲，又看见陆远袖子底下露出来的印盒。
“药王阁的。”
“第六家。”陆远说，“上门收一张纸。”
周掌柜把手上那副药包好，送走妇人，才从柜台后头绕出来。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白纸——老椒纸，裁得方正，摊开巴掌大，边上一道毛茬。
“人倒是来过两回。”他说。
“头一回。”
“头一回留这个。”周掌柜把纸推过来，“他让我按个印。我说这是做什么。他说先记个名，往后有人来还。”
“第二回。”
“第二回就是问药。”周掌柜说，“问我这儿有没有款冬花。”
“有吗。”
“有，不多。”他说，“这味药冷得很，一年卖不出三斤。他问了价，又不买。走的时候问了一句，哪儿还有。”
“您怎么说。”
“我说城西大药行有。”周掌柜说，“这话不假，城里的款冬花，多半从那边走。”
陆远把白纸收下，开了收条，两人各按一记。他把笔帽拧上，没急着走。
“昨儿，是不是还有人来过。”
周掌柜擦柜台的手停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猜的。”陆远说，“款冬花冷门，平常没人问。这两天来了两个人，一个问，一个买。”
“来了个老头。”周掌柜说，“昨天下午。他把柜里那点款冬花全要了，一斤多。我不卖，他不走，站在柜台跟前，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站到我把他那点药给他称了。”
“他长什么样。”
“个不高，蓝布褂，洗得发白。”周掌柜想了想，“手上拿一根竹尺。挑药的时候不用秤，伸手抓一把，掂了掂。那手是抓过药的。”
“他说了什么。”
“他说，要是有人来问款冬花，就说他拿走了。”周掌柜顿了一下，“他还问，药王阁的人，来过没有。”
从济生堂出来，往西走半条街，就是关帝庙后那条巷子。
巷口第一家，门板上挂着一块两字木牌：停写。
陆远站在门口，没急着敲。门里很静，能听见笔尖在纸上走的沙沙声。他抬手叩了两下。
门开了。薛先生六十来岁，眼镜架在鼻梁上，一条眼镜腿是根线。他看见陆远，又看见陆远身后的蒲，把门让开半尺。
“进来吧。”他说，“我不接活，不是不见人。”
屋里一张方桌，桌上铺着一方毡子，毡子上压着两张写了一半的纸。桌角那方砚台是旧的，边上磨出一个弧。
“那张纸，”陆远说，“后生拿到您这儿来过。”
“来过两回。”薛先生说，“头一回，他拿出一张纸，让我照着抄一行字。”
“您抄了吗。”
“没抄。”薛先生把眼镜取下来，用手背蹭了蹭镜片，“那行字的起手不对。”
“哪儿不对。”
“横起笔往上挑，挑完再收。”薛先生说，“这不是外头写书信的手，是行里写招牌的手。三十年里，我只见过一个人这么写。”
“谁。”
薛先生把眼镜架回去，没答。
“外头的手有外头的规矩。”他说，“行里的字，得行里的人补。我这一手是写书信的，抄了就是冒充。”
“他怎么说。”
“他站着听了半天，说了一句，那我找行里去。”薛先生把桌上那张半截纸挪开，“第二回来，他问我，药王阁里还有会写字的人吗。”
“您怎么答的。”
“我说，往后要问字的，去药王阁。”薛先生说，“我这一句是替自己说的。摊子收了，我就不想再沾纸上的事。沾了三十年，够了。”
陆远看着那方毡子。
“他还说过别的吗。”
薛先生想了一会儿。
“他临走说了一句。”他说，“他说，他是替人还字来的。那一笔字，欠了三十年。”
回药王阁已经擦黑。
裴先生把老账本搬出来，一页一页翻。张德厚坐在窗下，听那两句话说完了，手指在膝上敲了敲。
“行里写招牌的手。”他说，“三十年前，行里门口那块匾是请先生写的。进门出门的都得看那三个字。后来那块匾被劈了当柴。”
“会写那手字的人呢。”
“手在，字在纸上。”张德厚说，“手上有他一张字的人，才能照着他的笔路走。”
“替人还字。”裴先生把账本合上，“是欠了阁里的字，还是欠了旁人的字。”
“两样都欠。”陆远说，“欠阁里的，他得往阁里送；欠旁人的，他得一家一家去还。他这九天走的正是挨家挨户。”
外头起了风。关老头从后门进来，手里提着马灯。
“回吧。”他说，“台阶上有东西。”
几个人走到后头。
台阶上那一卷纸还搁在原处，三道麻绳系着死扣。纸上头多了两样东西：一个黄纸折三折的小包，一根竹尺。
陆远把竹尺拿起来。一头磨圆了，一头还是方的，尺面上有一道浅浅的刀痕，从这头划到那头，划得笔直。
“打格的人，才有这样的尺子。”裴先生说。
陆远把那个黄纸包打开。里头是花蕾，淡紫色，一小撮一小撮用红线捆着，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甜。
“款冬花。”张德厚说，“一斤多。”
东西搁在门口，人没露面，话只留半句。陆远把药包和竹尺托在手上，看着那三道死扣。
“他缺的那张纸在咱们手里，咱们缺的那个名在他手里。”他说，“他先递一味药、一根尺子过来，是投石问路。”
裴先生把灯往台阶上照了照。
“这半句，”他说，“得拿另一件东西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