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布解开，里头是两层油纸。油纸剥开，是一杆戥子。
铜盘小，磨得发亮，边上磕了一处，磕出的新茬早又磨成暗色。秤杆细，包浆厚，杆身上有一道浅浅的牙印——那是抓药的人几十年过秤，习惯性咬住杆头留下的。杆尾一个黄铜帽，拧得发黑。
张德厚只看了一眼，手就停在半空。
“师父的。”
陆远把戥子捧起来，掂了掂。分量比他记的沉。他小时候在药房见过这种秤，老药师称细料用的，一钱二钱，全靠手上这一点准头，称错了，方子就废了。
“这杆秤，你师祖用了四十年。”张德厚说，“火起那天，我找过它。柜里、案上、后堂，翻了三回。没有。”
“那天夜里，老掌门把它包好，交给我。”纪连山说，“他说，这杆秤，你背着走。”
“他没说别的？”
“他说，别掂它。”纪连山说，“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一路背到城南，二十二年，我没敢开那个黄铜帽。”
陆远把戥子托在手里，翻过来看杆尾。铜帽上有几道拧过的旧痕，年头久了，棱都磨圆了。他用指甲抠住，慢慢拧。
铜帽下来，杆身里是空的。
一卷纸。
他把纸倒出来。油纸已经发脆，展开的时候簌簌地响。纸不大，巴掌宽，是药王阁写方子用的老草纸。纸上一行瘦金体，字写得比平时小——
腊月廿三，德记后门，那夜有两个人。
一个蹲在墙根下。一个站在街口，没进巷子。
底下空了一寸，又是一行小字：
墙根下那个，我找到了。
街口那个，我没等到。
堂屋里静得厉害。
陆远把纸摊在柜面上，三颗脑袋一起凑过来。裴先生挪过灯来，张德厚戴上老花镜，一个人念，两个人对。念完，谁也没说话。
“你师祖这个人，”张德厚先开的口，“一辈子就记这个。他要走了，还记着人家在他门口站过一夜。”
“师祖那天夜里，也在德记？”陆远问。
“不在。”张德厚把老花镜摘下来，“他要是在，那包粉进不了锅。”
“那他怎么知道的？”
“不知道。”张德厚摇头，“他记了这件事二十二年。墙根底下那个，他找着了。街口那个，他一直没等到。”
裴先生把账本摸过来，翻开，一页一页往下捻。从货账捻到人账，捻到最后一页，又倒回去重捻了一遍。捻完，他把账本合上，两手压住，摇了摇头。
“账上没这个名字。”
“也没这一笔。”他说，“老掌门记的是人，不是账。这一笔，他记在自己心里，没落在纸上。落在纸上，是留给柜上的人看的。”
陆远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他忽然明白师祖为什么把它拧进秤杆里——这杆秤称的是药，也是药王阁的规矩。秤杆里藏着的，是规矩外头的两个人。
“纪师傅。”陆远抬起头，“街口那个人，你认得吗？”
纪连山没答。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手指头轻轻动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认得。”
“谁？”
“姓宋。宋长庚。”
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比之前任何一句话都低。
“他是干什么的？”
“那年他在城南开一间小药铺，三间门面，卖饮片，也给人代煎。”纪连山说，“他常到行里来买货，一来二去，跟我照过几回面。他不爱说话，价钱报得实，货看得细。行里的伙计都认得他。”
“那天夜里，你怎么就认出是他？”
“他站在街口，撑着伞。”纪连山说。
“那天下雨了？”
“没下。”纪连山说，“腊月廿三，天是晴的。他站在街口，撑着一把黑伞，伞压得很低。我从墙根底下往那头看，只看见伞底下半张脸，和他那只手——他那只手扶着伞柄，一只手，从头到尾没挪过。”
陆远的后脖子，慢慢起了一层凉。
“他站了多久？”
“我到的时候，他就在。”纪连山说，“那个人进去，他站着；那个人出来，他还站着。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
“你没跟他说过话？”
“没有。”纪连山说，“他隔着我三条门槛。可我知道，他也看见我了。”
“后来呢？”陆远问，“这个宋长庚，后来呢？”
“过了年，他的铺子关了。”纪连山说，“我回去看，门板上了锁，铺子里空的，连招牌都摘了。”
“人呢？”
“没人知道。”纪连山说，“行里的伙计说，他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儿，谁也说不清。”
“你这些年，见过他吗？”
纪连山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那只一直垂在身侧的手抬起来，捏住自己的衣襟，又放下。
“见着过。”他说。
“什么时候？”
“前天。”
堂屋里的气像被谁抽走了一口。
“在哪儿？”
“南巷口。”纪连山说，“我前天在货栈交完班，往南巷口走。这些年，我隔三差五往那边去一趟，走到街口就回来。前天傍晚我又去，看见他在馄饨摊那头站着，背朝着我。”
“你看清了？”
“他站的样子没变。还是用手扶着什么——那天扶着摊边那根柱子，一只手，从头到尾没挪。”纪连山说，“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往北走。我不远不近地跟着。”
“跟到哪儿？”
“跟到城东。”纪连山说，“他在药王阁的巷口站住了。”
陆远的手指，一点一点收紧。
“他往巷里看。”纪连山说，“看了有一炷香。他看的那个方向，是你那口柜。”
堂屋里没有一点声音。温守田坐在凳子上，脸白得像纸。
陆远想起昨夜。温守田从城南走到城东，说后头一直有脚步；到了巷口，他一回头，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那不是纪连山的脚步。纪连山那夜在城南的货栈里看货。
“师祖在这张纸上，”陆远轻声说，“写的是『我没等到』。”
他把那张纸捧起来，又放下，压在柜面上。
“他没等到，是那个人没来敲门。”陆远说，“可他不来敲门，不等于他不来。”
张德厚在门槛上坐着，茶碗端在手里，半天没沾一口。半晌，他问了一句：
“宋长庚。这个名字，药王阁哪儿记着？”
裴先生把账本又摸过来，翻开，从三十年前那页开始，一页一页往下捻。他捻得慢，一页一页地过。捻到一半，他停了一下，又往下捻。
最后他把账本合上，两只手压住。
“货账上没有。”他说，“人账上，也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
陆远站在柜前，看着那杆戥子。秤杆细细的，铜盘亮亮的。二十二年前的一个夜里，一个撑黑伞的人站在街口，看了整整一夜。师祖把这件事记到火起前的那些日子，拧进秤杆里，交给一个不敢开盖子的人，背了二十二年。
“纪师傅，”陆远说，“你这趟远路，走到头了。”
“先生，”纪连山说，“还有一件事。”
“你说。”
“他前天在巷口站完，我跟着他往北走。”纪连山说，“走到第三条街，他忽然站住了。”
“然后呢？”
“他回过头来。”纪连山说，“隔着半条街看着我，没说话。看了一会儿，抬起手，朝我这边点了一下。”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纪连山说，“他点完那一下，就走了。走得跟二十二年前一样快。”
陆远掌心那点烫，陡然沉下去，沉到手腕里。
他抬头看向门口。关老头把门掩上了，门闩在里头插着。前门两下，后窗三下，老规矩，敲错了屋里的人不开。
可那个街口站过一夜的人，二十二年了，一次也没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