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月1日，的里雅斯特
二十世纪的第一天，的里雅斯特下了一场薄雪。
雪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海面上就化了，连个痕迹都没留下。落在炮台的铁架上、落在营房的屋顶上、落在咖啡馆门口的招牌上，积了薄薄一层。招牌是木头的，上面写着“炮台咖啡馆”，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被海风吹了十几年，油漆剥落了大半。但雅各布舍不得换。他说，旧招牌有旧招牌的味道，换了就不是这家店了。
保罗站在围墙上，面朝大海。他三十二岁了，肩膀很宽，下巴上有胡茬，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乱。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不是他自己的，是莱奥的，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他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看着海面。海的那一边，是意大利。他飞过无数次了。从的里雅斯特到威尼斯，从威尼斯到安科纳，从安科纳到巴里。他的飞机越做越大，越飞越远。去年秋天，他飞过了亚得里亚海，降落在阿尔巴尼亚的海滩上。当地渔民围过来，看着那架木头和帆布做的机器，以为是天使从天上下来的。
“保罗，下来喝咖啡。”雅各布站在咖啡馆门口，喊他。
雅各布五十二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有些驼，但腰板还是直的。他的咖啡煮得越来越好，好到连维也纳的贵族都专程坐火车来喝。有人说，炮台咖啡馆的咖啡，是整个帝国的南方最好的。雅各布听了，只是笑笑。他说，好咖啡不是煮出来的，是等出来的。等水开，等豆子磨好，等客人来。等了一辈子，自然就好喝了。
保罗从围墙上走下来，走进咖啡馆。莱奥坐在靠窗的桌子旁，面前放着一杯黑咖啡。他四十七岁了，脸上有了皱纹，鬓角有了白发，但眼睛还是亮的。他的军衔升到了上尉，但炮台还是那个炮台，七门旧炮，五门能打准。上面说会换新炮，说了十几年，还是没有。
“新年快乐。”莱奥端起杯子。
“新年快乐。”保罗坐下，雅各布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伊洛娜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她四十九岁了，头发盘在脑后，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但眼睛还是亮的。她还在写。写了三十多年，从维也纳写到里雅斯特，从工厂写到炮台。她的文章不再只在《新自由报》上发了，有出版社找她出书，书名《工人的声音》。第一版印了一千本，卖完了。第二版印了两千本，也卖完了。第三版正在印。
“伊洛娜姐姐，新年快乐。”保罗说。
“新年快乐。”伊洛娜坐下，端起咖啡，“雅各布，今天的咖啡比昨天的好喝。”
“一样的豆子，一样的水，一样的火。”
“那就是我的嘴变了。昨天嘴苦，今天嘴甜。”
雅各布笑了。“你的嘴没变。是心情变了。”
“也许是。新年了，心情好。”
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看着海。海鸥在远处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雪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把海面染成了金色。
“保罗，”莱奥说，“你今年还飞吗？”
“飞。春天飞。飞到希腊。”
“希腊？多远？”
“从的里雅斯特到希腊，大约一千公里。要飞十个小时。中间要停一次。”
“在哪停？”
“在阿尔巴尼亚。去年去过，那里有海滩，可以降落。”
莱奥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一个人？”
“一个人。伊洛娜姐姐不去，她说她老了，坐不动了。”
“她不老。她比你大十七岁。”
“那也老了。她写文章写累了，不想飞了。”
伊洛娜笑了。“不是不想飞。是想看着你飞。看着，比飞更累。”
保罗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咖啡。“伊洛娜姐姐，您看着我飞了十七年。从八岁到三十二岁。从模型到真飞机。从一千米到一千公里。”
“看着你飞，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
保罗的眼眶红了。他没有擦，让它红。
施密特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瓶酒。他五十一岁了，头发全白了，肚子很大，走路有些喘。他去年退休了，但没回林茨，留在炮台，帮雅各布搬咖啡豆、修桌椅、打扫卫生。他说，林茨没有海，回去没意思。
“新年快乐！”他举起酒瓶，“rakija，马蒂奇酿的。去年寄来的。”
“马蒂奇还活着？”保罗问。
“活着。八十六了，还能下地。他说，今年土豆收成好，卖了不少钱。”
“他还在种土豆？”
“种。种了快三十年了。从五十岁种到八十六岁。”
施密特倒了七杯酒——保罗、莱奥、伊洛娜、雅各布、自己，还有两杯放在桌上，空着。
“这两杯给谁的？”保罗问。
“一杯给马蒂奇。一杯给玛丽亚。”施密特说。
玛丽亚——莱奥的母亲——去年冬天去世了。她在克罗地亚住了十几年，跟马蒂奇一起种地。临终前，她对莱奥说：“你父亲在等我。我去找他。”莱奥握着她的手，没有哭。她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
莱奥端起那杯酒，洒在地上。“妈，新年快乐。”
保罗端起另一杯，洒在地上。“马蒂奇军士长，新年快乐。”
施密特看着他们，叹了口气。“马蒂奇还没死。你洒什么？”
“早晚的事。先洒了，省的以后忘了。”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这个人，太急了。”
“不急。八十六了，说不定今年就……”
“别说。”莱奥打断他，“活着就好。不要说死。”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机油渍，指甲缝里嵌着木屑。三十年了，还是这样。
傍晚，伊洛娜一个人坐在围墙上，看着海。太阳正在往下沉，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她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没有写，只是看着。她想起贝尔塔。贝尔塔没活到二十世纪。她死在1875年，活了四十岁。如果她活着，今年六十五了。她会说什么？也许会说：“二十世纪了，帝国还在？我以为它早就倒了。”
“伊洛娜。”莱奥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莱奥，你说，二十世纪会更好吗？”
“不知道。但我们会让它更好。”
“怎么让？”
“你写。我守。保罗飞。雅各布煮咖啡。每个人做自己的事。”
伊洛娜看着他，笑了。“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炮台。现在你关心世界了。”
“世界太大。管不了。但炮台还在。炮台在，我就在。”
伊洛娜伸出手，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但很暖。
“莱奥，”她说，“你后悔吗？一辈子守在这里。”
“不后悔。这里有海，有咖啡，有你。”
伊洛娜笑了。“你还是不会说话。”
“不会。但你会听。”
“对。我会听。”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二十世纪的第一天，快要结束了。
但明天，新的一天会开始。
保罗会飞向希腊。
伊洛娜会写新的文章。
莱奥会守着炮台。
雅各布会煮着咖啡。
施密特会喝着rakija。
马蒂奇会种着土豆。
活着的人，继续活。
死去的人，在心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