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登基称帝，建立大唐王朝，然而此时的天下，依旧是群雄并起、割据混战的纷乱局面。历经隋末暴政与农民起义的轮番冲击，隋王朝早已分崩离析，华夏大地四分五裂，各方势力拥兵自重、互相攻伐，百姓流离失所，山河满目疮痍。新生的李唐政权，实际掌控的疆域仅仅局促于关中平原与河东部分区域，别说实现全国一统，就连立足根基都极为薄弱，周遭强敌环伺，随时面临着被吞并的风险，局势之严峻，堪称内忧外患、危如累卵。
面对这般生死存亡的考验，李唐统治集团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凭借着成熟的政治谋略与长远的战略眼光，迅速制定了清晰且可行的统一方略：以关中为根本，先全力稳固这块易守难攻的核心根据地，整顿吏治、安抚百姓、囤积粮草、训练兵马，不断积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待根基稳固、兵强马壮之后，再挥师东进，按照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扫平各地割据势力，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伟业。这一战略的敲定，为李唐王朝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成为其逐步平定天下的核心指引。
为了将战略付诸实践，李渊频繁调遣麾下核心宗室将领，命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等人率军四处征战，开拓疆土。关中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坐拥崤函之固、山川天险，进可攻退可守，再加上李唐依托隋朝府兵制度，打造出了军纪严明、战力强悍的精锐府兵，凭借着地理优势与军事优势，唐军一步步蚕食周边势力，消灭割据武装，为后续的统一大业筑牢了根基。
隋末天下大乱之际，各地豪强纷纷起兵自立，其中河东人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举兵反隋，凭借着过人的武力与号召力，迅速收拢大批兵马，自称西秦霸王，不久后正式登基称帝，建立西秦政权。薛举占据整个陇西地区，手握重兵号称三十万，麾下士兵皆是久经战阵的精锐，实力极为强劲。他野心勃勃，一直将富庶险要的关中视为囊中之物，频频陈兵边境，虎视眈眈，成为李唐王朝西北边境最具威胁的心腹大患，随时可能挥师南下，进犯长安。
唐军攻入长安、定都关中之后，薛举不愿看到李唐站稳脚跟，当即派兵猛攻扶风（今陕西凤翔），企图以此为跳板，长驱直入夺取关中。危急时刻，李渊命李世民率军迎击，李世民指挥若定，一举击败西秦军队，粉碎了薛举初次进犯关中的图谋。到了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主动率军出征，讨伐薛举，欲彻底解决西北边患。可天有不测风云，大军出征后，李世民突然身染重病，卧床不起，无法继续指挥作战，只得退回后方休养调理。
军中无主，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等人临时接替指挥大权，二人却被唐军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自恃兵力远超西秦军，全然不顾李世民临行前的叮嘱，骄傲轻敌、放松戒备，安营扎寨时不设防御工事，给了薛举可乘之机。薛举抓住唐军破绽，出奇兵突袭，在高墌（今陕西长武西北）与唐军展开决战，唐军猝不及防、全线溃败，士兵死伤大半，多名大将被俘，这场惨败让关中地区人心惶惶，长安城内震动不已，李唐政权遭遇开国以来首次重大军事挫折。
同年八月，薛举借着高墌大捷的威势，趁热打铁，派其子薛仁杲率军围攻宁州，想要进一步扩大战果，直逼关中。好在宁州刺史胡演率全城军民奋力抵抗，死守城池，最终成功击退薛仁杲的大军，稳住了关中西北的防线。仿佛是天意眷顾李唐，就在薛举准备再次大举进犯关中之际，他突然暴病而亡，其子薛仁杲仓促承袭帝位。薛仁杲虽勇猛善战，但为人残暴，不得军心，西秦政权内部瞬间陷入动荡，局势发生逆转。
李渊敏锐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迅速布局：一方面派出使者，与盘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政权修好，稳住西北侧翼，解除唐军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再次任命李世民为西征大元帅，统领全军精锐，抗击薛仁杲。同年十一月，李世民率军抵达前线，深知西秦军士气正盛、战力犹存，他果断采取坚壁疲敌之策，坚守营垒、拒不出战，任由薛仁杲百般挑衅，始终按兵不动。
双方对峙数月，西秦军粮草逐渐耗尽，士兵久攻不下、士气低迷，人心涣散，内部逃兵不断。李世民见时机成熟，当即下令全线出击，亲率主力猛攻薛仁杲大军，唐军将士积蓄已久，个个奋勇杀敌，西秦军毫无还手之力，全线崩溃。最终，薛仁杲走投无路，被迫开城投降，李世民将其押解回长安，李渊下令将薛仁杲斩首示众。至此，困扰李唐的西秦政权彻底覆灭，陇西广袤地区尽数归入大唐版图，唐朝西北边境得以安稳，关中西侧再无强敌威胁。
解决西秦之后，盘踞凉州、割据河西走廊的李轨政权，便成了李唐的肘腋之患。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李轨占据此地，如同卡在李唐西北门户的一根刺。但李轨自立为帝后，政权内部矛盾极速激化，君臣互相猜忌、自相残杀，赏罚毫无章法，肆意压榨百姓，导致民心尽失、众叛亲离，势力一天天走向衰微。
李渊本想兵不血刃收复河西，便利用李轨部将安兴贵与李轨的旧交，让其居中联络，劝降李轨，并许诺给予高官厚禄。可李轨贪恋权位，对投降一事犹豫不决，始终不肯归降，劝降计划最终落空。武德二年（619年）年初，安兴贵与其弟安修仁暗中联络河西当地胡人部落，谋划兵变，趁着李轨政权内部混乱不堪，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凉州城，成功俘获李轨，将其押送长安。李渊当面斥责李轨割据一方、祸乱百姓的罪状，李轨却依旧倔强不屈，拒不认罪，李渊当即下令将其斩首于长安。随着李轨伏诛，整个河西走廊彻底平定，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重新恢复畅通，唐朝的声威也借此远播西域诸国，为日后经营西域埋下伏笔。
也是在这一年，长期在汉水、淮河之间烧杀抢掠的残暴军阀朱粲，在各路势力的夹击下穷途末路，被迫向李唐请降。朱粲生性凶残嗜血，毫无人性，军中粮草耗尽时，竟然纵容士兵残害百姓，以人肉为军粮，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生灵涂炭，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李渊为了笼络江淮一带人心，暂时接纳了朱粲的投降，封其为楚王，给予其相应礼遇。
可朱粲狼子野心，本性难移，归降唐廷不久，便再次萌生反叛之心。一次酒宴之上，因与唐使段确发生口角，他竟恼羞成怒，设宴诱杀段确，彻底与李唐决裂，随后率领残部投奔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成为王世充郑政权的得力爪牙。朱粲的反复无常与残暴行径，让李渊对各路降将彻底心生戒备，此后唐廷对待归降的割据势力，始终保持警惕，不再轻易信任，这也成为唐廷处理降将问题的重要准则。
就在李唐全力经营西北、平定河西之际，北方边境再度告急，代北地区的刘武周在突厥势力的支持下，率领大军大举南侵，兵锋直指李唐龙兴之地太原。刘武周原本是隋朝马邑校尉，骁勇彪悍、善于骑射，在当地颇有号召力，起兵后占据代北，麾下骑兵精锐无比，机动灵活、来去如风，实力不容小觑。
李渊派出唐军迎战刘武周，却接连失利，战局节节败退。留守太原的齐王李元吉，身为皇室宗亲、唐军主将，却贪生怕死、毫无斗志，眼见刘武周大军兵临城下，竟然不顾全城军民安危，弃城连夜逃跑，太原这座军事重镇、李唐起家的根本之地，就此落入刘武周手中。刘武周麾下大将宋金刚乘胜追击，率军南下，轻松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锋一路推进至夏县、蒲坂一带，直接威逼关中腹地，长安城内再次陷入恐慌，李唐王朝面临开国以来最为严峻的统治危机。
为了挽回败局、守住关中，李渊被迫倾尽关中所有兵力，几乎倾巢而出，再次任命李世民统领大军，北上抵御刘武周、宋金刚。李世民临危受命，肩负着收复失地、稳固国本的重任，率军自龙门渡过黄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他深知宋金刚大军士气旺盛、战力强劲，且骑兵机动性强，不宜正面硬拼，依旧采取深沟高垒、坚守不战的策略，与宋军僵持对峙，消磨其锐气。
这一对峙，便是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宋金刚大军远道而来，粮草补给困难，长时间的僵持让其粮草彻底匮乏，士兵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无奈之下，只能率军向北撤退。李世民抓住这一绝佳战机，亲率精锐骑兵，展开雷霆追击，一日一夜疾驰二百余里，不给宋军丝毫喘息之机。连续征战之下，唐军士卒疲惫不堪，李世民本人也两日未曾进食、三日不曾解甲，始终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奋勇追击。
唐军一路追至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与宋金刚残部展开数次殊死激战，唐军将士同仇敌忾，彻底大败宋金刚大军。宋金刚无力回天，只能率领残部仓皇北逃，刘武周得知大军溃败的消息，也放弃太原，与宋金刚一同投奔突厥。可二人失去利用价值，不久后便被突厥斩杀，首级被送往长安。
这场平定刘武周的战役，是李唐统一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战。唐军彻底收复整个山西地区，不仅夺回了龙兴之地太原，更牢牢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清了日后进军关东的最大障碍。经此一役，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军中与民间的威望与日俱增，手中兵权也愈发厚重，这既为他立下不朽功勋，也让他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为日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历经数年征战，李唐王朝先后平定西北陇西、河西走廊，收复山西全境，关中根据地四面稳固、固若金汤，成为唐朝统一天下的坚强后盾，开国初期统一战争的第一阶段圆满完成。此时的李唐，再无西北、北方的后顾之忧，实力空前强大。接下来，一代名将李世民将率领得胜之师，东出潼关，挺进中原，与盘踞洛阳的王世充、雄霸河北的窦建德两大势力，展开一场决定天下归属、影响历史走向的终极战略决战，大唐一统天下的征程，就此迈入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