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晋阳城外旌旗蔽日，战鼓雷鸣。
李渊身着戎装，自率甲士三万，在军前庄严誓师。这支军队，是他数月来苦心经营的成果——有招募的壮士，有归降的义军，有突厥资助的马匹，更有关陇贵族子弟的踊跃从军。三万将士列阵肃立，刀枪如林，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李渊打出了"只反炀帝，志在尊隋"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杨侑为帝。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隋炀帝远在扬州，天下无主，拥立其孙为帝，既顺应了部分士民对隋室的留恋，又为李渊自己保留了进退自如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这面旗帜使李渊的起兵区别于其他"反贼"，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正统性。
北方草原传来了好消息。始毕可汗履行承诺，派人送来战马千匹，壮大了李渊骑兵的力量。驻守在楼烦的原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奈（即史大奈），也率部来投。这位突厥贵族的加入，不仅带来了精锐骑兵，更象征着李渊获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对其他势力形成了战略威慑。
大军沿汾河谷道南下，目标是河东地区——这片山河表里之地，是进入关中的必经之路。汾河两岸，山峦起伏，谷道狭窄，大军逶迤而行，尘土飞扬。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当李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代王杨侑虽年幼，其留守大臣却非无能之辈。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驻霍邑（今属山西），扼守南下的咽喉要道；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更领骁果数万人屯驻河东，与宋老生形成掎角之势，阻击李渊军南下。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值秋雨连绵季节，汾河谷道泥泞不堪，大军行进艰难，一日不过数里。军粮日渐匮乏，士气开始浮动。更可怕的是，外间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那是李渊的根本之地，一旦有失，大军将成无根之木。
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众人不知虚实。这消息是真是假？晋阳是否危急？继续进军还是回师救援？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生死存亡。
李渊召集将佐，在大帐中紧急商议对策。
裴寂面色凝重，力主回师："如今进退两难，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晋阳若失，我等无家可归矣！"这位晋阳宫副监，是李渊起兵的重要推动者，此刻却显得谨慎保守。
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李世民慷慨陈词："义兵初举，便欲退缩，何以服众？宋老生轻躁无谋，一战可擒。屈突通虽强，但河东孤城，不足为虑。今当挟胜长驱，直取长安，岂可半途而废？"
大帐中争论不休，气氛紧张。李渊沉默良久，目光扫过众人，最终缓缓开口："建成、世民所言甚是。起兵以来，何曾遇敌便退？且阴雨必有时止，粮运必有时至。今若回师，前功尽弃，人心离散，大事去矣！"
他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这一决定，体现了李渊性格中果决的一面——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排除干扰，坚持既定战略。同时，他也展现了对两个儿子的信任，开始将军事重任交给他们。
八月，云开雾散，雨止天晴。
太原运来的军粮终于抵达，将士们饱食之后，士气大振。李渊立即下令：进军霍邑，打破僵局！
霍邑之战，是李渊父子军事才能的首次集中展现，也是唐军崛起的关键一役。
战前，李渊先以轻骑挑战，诱敌出战。宋老生果然中计，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城迎战。见李渊军稍稍退却，宋老生误以为对方畏惧，引兵追击，离城数里而阵——这正是李渊所期望的：将敌军诱离坚城，在野战中歼灭之。
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将军殷开山率步兵正面抵挡宋老生，稳住阵脚；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则率精锐骑兵，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抢占东门和南门，切断其归路。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包围战术。宋老生发现自己陷入重围，军心开始动摇。
正当双方激战之际，李渊使出了心理战的杀手锏。他派人登高大呼："已斩宋老生！"这一声呐喊，如同惊雷滚过战场。宋老生部众闻听主将已死，顿时阵势大乱，纷纷向城门逃窜。
然而，东门、南门已被李建成、李世民占领。宋老生军进退失据，溃不成军。李渊军乘势奋击，所向披靡，宋老生死于乱军之中，霍邑守军全军覆没。
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这一战，歼灭了隋军在河东的主力，打开了南下的大门。
战后，李渊展现了政治家的胸襟。有人主张只征发霍邑十五岁以上男子从军，李渊坚决反对："募兵本为义举，岂可强迫？既来从军，便是父子，岂可歧视？"他下令将士与降众同等待遇，有才能者量才任用。这一政策，使唐军声威大振，沿途归附者日众。
大军继续南下，进军临汾，克绛郡，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一路之上，州县望风而降，隋军土崩瓦解。
抵达龙门时，刘文静终于从突厥赶回，带来了重要的援军——突厥大将康鞘利所率兵士五百、马匹二千。
这支援军人数虽不多，却意义重大：它证明了李渊与突厥盟约的可靠性，也打消了军中关于"突厥袭击晋阳"的谣言。更重要的是，两千匹战马使唐军骑兵力量大增，为后续作战提供了机动优势。
同时，沿河守臣纷纷来降。龙门是黄河重要渡口，控制此地，便掌握了进入关中的钥匙。
李渊开始实施他的渡河战略。他首先去信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争取关中义军的支持；又派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统率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建立桥头堡，以待主力到达。
然而，屈突通仍然是一个棘手的对手。这位左武候大将军镇守河东，麾下骁果数万，是隋军精锐。李渊亲自率诸军包围河东，但屈突通婴城固守，拒不迎战。
河东城坚池深，一时难以攻取。李渊召集将佐商议：是继续强攻河东，还是绕过此城，直取长安？
裴寂再次提出保守建议："屈突通据守坚城，我军若舍之西进，必陷腹背受敌之境。不如先克河东，然后西上，则长安必破，万无一失。"
李世民却力主速进："兵贵神速，我军挟累胜之威，关中震恐，正宜速取长安。若滞留于此，旷日持久，长安得以备战，各路援军云集，大事去矣！且屈突通虽强，但坐守孤城，不足为虑。留兵围困，使其不敢轻动，我大军西进，长安可定！"
李渊综合两种意见，作出了一个兼顾攻守的决策：留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河东，牵制屈突通；自统主力军西进，自壶口渡河，直取长安。
这一决策体现了李渊的战略智慧——既不忽视裴寂的合理担忧，又采纳了李世民的积极进取之策，扬长避短，分兵合击。
李渊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
这里是关中腹地，李氏家族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开，"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百姓扶老携幼，携粮负戈，前来投奔。李氏父子在关中的深厚根基，此刻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渊分军两路，形成对长安的钳形攻势：
东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驻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天险，防备东方援敌；
西路：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从西侧逼近长安。
与此同时，李氏家族的成员纷纷起兵响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家族联军。
李渊的女儿李氏（后封平阳公主，嫁柴绍），堪称女中豪杰。她在鄠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散尽家财，招集亡命之徒，又招降邻近各路义军。其兄李神通也在鄠县起兵，部众至数千人。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人。
其中，平阳公主的势力最为惊人。她麾下集结了七万人马，号称"娘子军"。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所向克捷，成为关中义军的一面旗帜。一位宗室女子，能在乱世中聚集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足见其非凡的组织能力与个人魅力，也反映了李氏家族在关中的深厚人脉。
李世民一路西进，广招官吏、义军，所过之处，归附如云。待到泾阳时，麾下已有胜兵九万人。与"娘子军"会师后，唐军声势大张，关中震动。
李渊本人则继续西行，所过之处，施行了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政策：废去一切离宫园苑，释放宫女，归还其亲属。这些举措，既是对隋炀帝奢靡之政的否定，也展现了新统治者的仁政姿态，赢得了士民的广泛拥护。
此时，天下形势对李渊极为有利：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各地义军各自为战，无人能与李渊争夺关中。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李渊抵达长安，驻营于春明门外。
春明门是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李渊选择在此扎营，既便于攻城，又控制了关东进入长安的通道。此时，各路唐军已经会师，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
长安，这座隋大兴城，是宇文恺精心设计的都城，城高池深，宫殿壮丽。然而，守军士气低落，人心思变。
十一月九日，唐军发起总攻。
战斗从清晨持续到日暮。唐军从多个方向同时进攻，云梯林立，箭如雨下。城内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更无援军可望。傍晚时分，唐军攻破城门，涌入城中。
李渊入城，没有立即占领皇宫，而是先迎代王杨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这一姿态，再次强调了"尊隋"的旗号，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合法外衣。李渊本人则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朝苛禁。
入城之后，李渊展现了政治上的克制与精明。他只杀了隋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少数顽固抵抗者，"其余一无所问"。这种宽大政策，迅速稳定了长安局势，使隋朝旧臣纷纷归附。
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却不听。他仍在观望，仍在等待——等待隋炀帝的最终命运，等待天下形势的进一步明朗。
十一月十三日，李渊迎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既满足了部分士民对隋室的留恋，又为李渊的下一步行动预留了空间。
甲子日，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隋恭帝授予他一系列崇高职位：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一切事务，"咸归相府"。
同时，李渊设置了丞相官属，任命核心班底：
裴寂为长史，掌政务；
刘文静为司马，掌军事；
李纲为司录，掌监察。
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李元吉封齐国公。
至此，李氏父子完全控制了关中局势。长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天下豪杰，望风来集。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江*传来惊天消息——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人杀死。
这位在位十四年的皇帝，以如此屈辱的方式结束了一生。他的死，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为李渊的称帝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李渊立即加快了篡夺皇位的进程。
同月戊辰日，隋恭帝进拜李渊为相国，总司百揆，享受九锡之礼。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功臣的最高礼遇，往往成为禅让的前奏。
五月乙巳日，隋恭帝命李渊佩戴十二旒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这些皆是天子仪仗。戊午日，隋恭帝被迫下诏禅位。
甲子日（618年6月18日），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
太极殿是大兴宫的正殿，雄伟壮丽。李渊身着龙袍，在百官朝贺中登上皇位，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
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历时不到一年。这一速度，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堪称罕见，既得益于李渊的精心谋划，也得益于隋末乱世的特殊形势。
李渊建唐后，立即进行了核心权力安排：
以李世民为尚书令，掌全国政务；
不久，立李建成为皇太子，确立储君；
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这一安排，既遵循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又承认了李世民的特殊功勋，但也为日后的兄弟纷争埋下了伏笔。
李渊接受"禅让"后，对前朝后裔采取了较为优待的政策。
他下诏封隋恭帝杨侑为酅公，给予一定的礼遇。更重要的是，他封北周后代为王——这一举措，意在强调李唐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李唐不是推翻隋朝的新朝，而是继承北周、隋室正统的延续，是历史链条上的正当一环。
这种合法性建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通过尊崇前代，新王朝试图证明自己并非篡逆，而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
武德元年（618年）的夏天，长安城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李渊，这位五十二岁的开国皇帝，站在太极殿的高处，望着这座他亲手征服的都城。从晋阳的三万甲士，到长安的二十万大军；从"志在尊隋"的旗号，到受禅称帝的荣光；从隋朝的唐国公，到大唐的高祖皇帝——这一路的艰辛与谋略，权变与决断，都化作了历史的一页。
然而，真正的统一战争才刚刚开始。四方群雄并起，各地割据林立：陇西有薛举、薛仁杲，河西有李轨，河东有刘武周，河北有窦建德，河南有王世充，江淮有杜伏威、辅公祏，江南有萧铣……大唐的旗帜，还需要经历无数次战火的洗礼，才能真正插遍天下。
而在长安城中，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在悄然演变。这对在晋阳起兵、霍邑之战、长安攻城中并肩作战的兄弟，终将走向一条血腥的决裂之路。
历史，永远在新的起点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