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
不是来时那种急促的暴雨，而是绵密、细碎、无休无止的江南梅雨。雨水顺着闸北棚户区低矮的屋檐滴落，在门前坑洼的地面上敲出无数个小水坑。陈默坐在蔡老师家唯一一张完好的椅子上，看着雨水从屋顶漏进来，在墙角铁皮桶里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这个不到十五平米的房间，曾经的主人住在西区一栋有花园的洋房里。
蔡老师拄着拐杖，从床底拖出一个木箱。不是上次装交割单的那个，这个箱子更小，更旧，锁扣已经锈蚀。他费了些劲才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七八本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角磨损得起了毛边。
“这是我的第二套教材。”蔡老师说，声音比刚才讲止损时平静了些，但那种平静底下，有种更深的东西，“如果说交割单记录的是“我犯了什么错”，这些本子记录的，就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有多聪明”。”
他抽出最上面一本，翻开。
不是文字，是公式。
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计算过程。有手写的，有用计算尺画的，有用最早那种点阵打印机打印然后贴上去的。陈默看到熟悉的符号：期望值E(x)、概率p、收益率r……还有更多他不认识的。
“这是……”陈默凑近看。
“仓位管理模型。”蔡老师说，手指划过一页泛黄的纸，“从最简单的固定比例，到动态调整，到基于波动率的风险平价雏形。我花了七年时间，写了四万多行代码，回测了A股所有历史数据，美股五十年数据，日股三十年数据。”
陈默震撼得说不出话。他以为蔡老师只是个交易失败的老股民，却没想到对方曾经深入到这个程度。
“您……您都懂这些？”
“懂？”蔡老师笑了，那笑容苦涩得像黄连，“我何止懂。1990年，全上海能真正理解凯利公式的人不超过十个，我是其中之一。1992年，我写的资金管理系统，被三家早期私募拿去当核心模型。1993年……”
他停住了，看向窗外雨幕。
“1993年，我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市场的密码。”
蔡老师翻到笔记本中间一页。那里贴着一张照片，是年轻时的他，西装革履，站在一间摆满电脑的房间中央，背后屏幕上滚动着红绿数据。他意气风发，嘴角带着掌控一切的笑容。
照片下面有一行钢笔字：1993年4月12日，量化投资部成立。未来可期。
“这是我。”蔡老师说，手指轻轻触碰照片上自己的脸，“那时候我三十八岁，管理八千万资金，年化收益率连续三年超过50%。证券公司给我配了六个助手，行业里叫我“蔡神”。”
陈默看着照片，又看看眼前这个衣衫破旧、一条裤管空空荡荡的老人，无法把两者联系起来。
“后来呢？”
“后来？”蔡老师合上笔记本，“后来我觉得，我太保守了。”
他从箱子里拿出第二本笔记，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一个简洁的公式：
f=p-(1-p)/b
“凯利公式的简化版。”蔡老师说，“f是应该投入的资金比例，p是胜率，b是赔率（盈利时收益率/亏损时损失率）。举个例子：如果你有60%的胜率（p=0.6），盈利时赚20%，亏损时亏10%，那么赔率b=20%/10%=2。”
他拿起一支铅笔，在笔记本空白处计算：
f=0.6-(1-0.6)/2
=0.6-0.4/2
=0.6-0.2
=0.4
“根据凯利公式，你应该投入总资金的40%。”蔡老师抬起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陈默想了想：“意味着……即使你有60%的把握，最多也只能用四成仓位？”
“对。”蔡老师点头，“而且这已经是相当理想的情况——60%的胜率，盈亏比2:1。实际上，大多数散户的胜率不到50%，盈亏比倒挂，按凯利公式计算，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入场。”
陈默感到一阵凉意。他想到了营业部里那些每天追涨杀跌的人，想到了赵建国，甚至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您当时……”
“我当时已经不用凯利公式了。”蔡老师说，翻到下一页，“我觉得它太保守。我开发了自己的模型，基于市场情绪、资金流向、宏观因子的多变量系统。回测显示，在1991-1993年的数据上，我的模型年化收益率能达到120%，最大回撤只有15%。”
“这……这不是很好吗？”
“是啊，很好。”蔡老师笑了，笑声干涩，“好到我开始相信，市场就是一台提款机，而我有密码。”
他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窗前，背对陈默。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下，像眼泪。
“1994年3月，我发现了一个“确定性机会”。”
陈默屏住呼吸。
“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内部消息说会有重大重组，香港资金已经秘密建仓。我通过关系确认了消息的可靠性，又用自己的模型分析了技术面——完美。所有指标都在最理想的位置。”
蔡老师转过身，眼睛里有种遥远的光，像在回忆一场盛大而残酷的梦。
“按照我的风险管理系统，单笔交易最大仓位应该是总资金的20%。即使是最激进的模型，也不应该超过35%。但那一次，我对自己说：这是“确定性机会”，不是概率游戏。概率是给普通人的，天才可以超越概率。”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不会再说了。
“我押上了全部。”蔡老师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八千万自有资金，再加五千万融资，杠杆1.6倍。总仓位一亿三千万，只买这一只股票。”
房间里只剩下雨声，和铁皮桶里的滴水声。
“然后呢？”陈默问，虽然他已经知道结局。
“然后消息是真的，重组是真的，香港资金也真的在建仓。”蔡老师说，“股价在我买入后一周涨了30%。我的浮盈接近四千万。所有人都来恭喜我，说蔡神又要创造神话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会这样？”蔡老师指了指自己的腿，又指了指这间棚户房，“因为市场从来不关心什么是“确定性”。”
他走回桌边，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那里贴着一张走势图，手工绘制的，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巨大的箭头，指向最高点，然后是一路向下的曲线，陡峭得像悬崖。
“股价涨到30%时，突发利空。不是公司的利空，是行业的，宏观的——紧缩政策，清查违规资金。大盘开始跌，我的股票也跟着跌。但我不怕，我有“确定性”，我知道重组会成功，知道公司价值被低估。”
“所以您没卖？”
“不但没卖，还在下跌过程中加仓。”蔡老师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因为我的模型告诉我，这是“非理性下跌”，是市场错误，是加仓的好机会。我用尽了所有融资额度，把杠杆加到2.5倍。总投入接近两个亿。”
陈默感到手心出汗。两个亿，即使在今天也是天文数字，在1994年更是无法想象。
“股价跌了20%的时候，我的风控系统第一次发出警报。按照规则，我应该至少减仓一半。但我关掉了警报，心想：系统是我写的，我知道它的局限性。这次情况特殊。”
“跌了30%时，营业部开始要求我追加保证金。我抵押了房子，抵押了车子，找朋友借了一圈钱。那时候我还在想：只要重组消息一公布，一切都会回来。”
蔡老师闭上眼睛。
“跌到40%时，爆仓了。”
两个字，轻描淡写。但陈默知道，这两个字背后是一个人一生的坍塌。
“强平单像雪片一样涌出，股价在一天内跌了50%。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账户已经归零，还倒欠证券公司六百万。”蔡老师睁开眼睛，那里面已经没有痛苦，只有一片荒芜，“房子没了，车子没了，朋友翻脸了。妻子带着孩子离开的那天，我在马路上站了三个小时，然后走进了黄浦江。”
陈默猛地抬头。
“没死成。”蔡老师指了指自己的腿，“被船桨打中了，捡回一条命，腿没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错在哪儿了。”蔡老师说，“不是错在判断失误——判断失误是必然的，没有人能永远正确。我错在，当判断失误发生时，我没有给自己留下生存的空间。”
他重新坐下来，打开那本写满公式的笔记，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没有复杂的公式，只有一行手写的字，墨迹很深，力透纸背：
“任何单笔投资，潜在亏损额必须控制在总资金的2%以内。”
“2%？”陈默问。
“对，2%。”蔡老师指着这行字，“这不是凯利公式算出来的，是我用一条腿换来的。意思是，即使你这笔投资全亏光，最多也只亏总资金的2%。这样，你即使连续错五十次，还能剩下一些本金，还有翻身的机会。”
他拿出一个算盘——那种老式的、木框黑珠的算盘，珠子已经被摸得油亮。
“假设你有十万本金。2%的风险限额，意味着单笔交易最多承受两千块的亏损。”蔡老师的手指在算盘上滑动，“如果你买一只股票，设定的止损位是买入价下方8%，那么你能买多少股？”
陈默心算：2000元÷8%=25000元市值。如果股价10元，就是2500股。
“两千五百股。”他说。
“对。”蔡老师点头，“市值两万五，只占你总资金的25%。这意味着，即使你很看好这只股票，即使你觉得胜率很高，你的仓位上限也被风险限额锁死了。”
“可是……”陈默犹豫，“如果机会真的很好，25%的仓位是不是太低了？万一涨了，赚得也少啊。”
蔡老师看着他，眼神像在看当年的自己。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十年。”他说，“直到躺在医院里，每天盯着天花板，我才想明白：投资的真谛不是“一次赚多少”，而是“长期活下去”。只要你一直在牌桌上，就永远有机会。而一旦你被迫离场，无论你曾经多厉害，游戏就结束了。”
他拨动算盘珠，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给你算笔账。假设你有两个交易系统：系统A，每次用50%仓位，胜率60%，盈利率20%，亏损率10%。系统B，每次用20%仓位，胜率55%，盈利率15%，亏损率8%。你觉得哪个好？”
陈默想了想：“系统A吧？胜率高，盈亏比也高。”
蔡老师开始计算。他在纸上画了一个表格：
交易次数系统A(50%仓位)系统B(20%仓位)
1(赢)+10%+3%
2(输)-5%-1.6%
3(赢)+9.5%+3.1%
4(输)-4.75%-1.55%
5(赢)+9.0%+3.0%
算了十次交易后，系统A的总收益是+28.6%，系统B是+12.4%。
“看，系统A确实赢得多。”蔡老师说，“但这里有个问题——我假设每次盈亏都是固定的百分比。现实中不是这样。”
他擦掉表格，重新画。
“现实中，你会遇到连续亏损。假设连续亏损三次。”蔡老师写下数字：
系统A，50%仓位，连续亏损三次：
第一次亏5%，本金剩95%
第二次亏4.75%，本金剩90.25%
第三次亏4.51%，本金剩85.74%
三次亏损，总资金回撤14.26%。
系统B，20%仓位，连续亏损三次：
第一次亏1.6%，本金剩98.4%
第二次亏1.57%，本金剩96.83%
第三次亏1.55%，本金剩95.28%
三次亏损，总资金回撤只有4.72%。
“现在你看出区别了吗？”蔡老师问，“系统A在连亏三次后，需要盈利16.7%才能回本。系统B只需要盈利5%。哪个更容易？”
陈默恍然大悟。他之前只想着赚钱的时候，却没想过亏钱的时候如何恢复。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蔡老师继续说，“最关键的是心理。”
他又画了一个图：一条曲线上下波动，代表账户净值。
“当你用重仓交易时，账户波动会很大。今天赚10%，明天亏8%。你的情绪会跟着K线图坐过山车。赚了兴奋，亏了焦虑。而情绪会影响判断，让你在该止损时犹豫，该止盈时贪婪。”
“而轻仓交易，”他画了另一条曲线，平缓得多，“账户波动小，今天赚3%，明天亏1.5%。你不会因为一天的涨跌而狂喜或绝望。你的情绪稳定，就能更好地执行交易计划。”
陈默想起自己这些天的经历。当账户一天波动几千块时，他会失眠，会反复看盘，会在该止损时想着“再等等”。如果波动更大呢？他不敢想。
“2%原则，表面上限制的是亏损，实际上保护的是你的心态。”蔡老师说，“它强迫你承认：第一，你可能会错；第二，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损失有限。有了这个心理底线，你才能冷静地做决策。”
窗外天色渐暗，雨还没停。
蔡老师合上笔记本，轻轻抚摸着封面上磨损的痕迹。
“这些本子，我本来想烧掉的。”他说，“后来想，也许有一天，能给别人看看。不是看公式，是看这些公式背后，我曾经多么狂妄，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他把笔记本推给陈默。
“送你。”
陈默愣住了：“这……太贵重了。”
“贵重？”蔡老师笑了，“一堆废纸而已。里面的公式，现在的电脑一分钟能算几百万次。里面的思想，任何一本风控教材都有。唯一有价值的，是这些纸记录了一个事实：再聪明的人，不尊重风险，都会被市场吞噬。”
陈默接过笔记本，感觉沉甸甸的。
“回去后，给你的交易系统加一条规则。”蔡老师说，“单笔风险不超过总资金的2%。严格执行。不要觉得自己特殊，不要觉得“这次不一样”。市场最喜欢吃的，就是觉得自己特殊的人。”
陈默点头，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蔡老师，您后来……还交易吗？”
“交易？”蔡老师望向窗外，雨幕中隐约可见远处的灯火，“我现在每天买卖的，是门口菜市场的小菜。今天青菜贵了，就买萝卜。明天萝卜涨了，就买白菜。仓位永远不超过菜篮子的十分之一，止损线是菜叶发黄。”
他转回头，眼神清澈：“这是我现在的交易系统。年化收益率？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每天都能睡个安稳觉，每天都能吃上热饭。这就够了。”
陈默离开时，雨小了些。
他抱着那本笔记本，用外套小心包好，怕被雨水打湿。走过巷子，又回头看了一眼。蔡老师站在门口，拄着拐杖，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拉得很长。
走到大路上，陈默叫了辆出租车——这是他来上海后第二次打车。第一次是来的时候，从火车站到亭子间。这是第二次。
车上，他翻开笔记本。密密麻麻的公式中间，偶尔会出现一两行手写的文字：
“1992年7月14日：今天模型收益+3.2%，但执行时因情绪多买了5%仓位。需警惕。”
“1992年11月3日：连续盈利后，风险偏好不自觉提高。强制降低总仓位至60%，冷静一周。”
“1993年2月28日：发现模型漏洞——未考虑极端行情下的流动性枯竭。需加入压力测试模块。”
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有一行很小的字，墨水颜色和前面不同，应该是最近写的：
“所有精妙的数学模型，都比不上一条简单的生存法则：永远给自己留一口氧气，因为你不知道会在水下待多久。”
陈默合上笔记本，看向窗外。
上海的夜景在雨水中模糊成一片片光晕。高楼上的霓虹灯，车窗上的雨滴，路灯下的行人，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他想起蔡老师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站在电脑屏幕前，背后是流动的数据，脸上是掌控一切的笑容。
又想起现在的蔡老师，破旧的衣服，空荡的裤管，在漏雨的棚户房里，用算盘教他2%原则。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被一次错误的仓位决策彻底改变。
回到亭子间，已经晚上九点。
陈默没有开灯，在黑暗中坐下。窗外的光透进来，在墙上投出模糊的影子。他拿出自己的交易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
上面记录着最近的交易：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电子……仓位都在三成以上，有的接近五成。如果按蔡老师的2%原则计算，这些仓位都太大了。
他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下：
1994年7月27日，于蔡老师处学得：
1.单笔交易风险限额=总资金2%
2.实际仓位=风险限额÷止损幅度
3.例：10万资金，止损8%，可买市值=2000÷8%=25000元
4.核心：活着比赚快钱更重要
写完，他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开始重新计算自己的持仓。
按照2%原则，以他目前三十四万的本金计算，单笔风险限额是6800元。
如果他设定的止损幅度是8%，那么单只股票的最大持仓市值应该是6800÷8%=85000元。
而他现在的持仓，每只都在十五万以上，是安全值的两倍。
陈默感到后背发凉。这意味着，如果市场突然下跌，他的损失会远远超过自己能够平静承受的范围。他会焦虑，会恐慌，会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就像蔡老师当年一样。
他做了一个决定。
明天开盘，无论如何，先把所有仓位降到安全线以内。即使少赚，即使踏空，也要先建立起风险控制的底线。
这个决定做出来，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就像在狂风大浪的船上，终于找到了救生圈的绳子。他知道绳子不能保证他不落水，但至少给了他一个抓住的东西。
窗外，雨终于停了。
云层裂开一道缝，月光漏下来，照在潮湿的街道上，泛起一片清冷的光。
陈默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不再是跳动的K线、涨跌的数字，而是一个简单的算式：
总资金2%=生存的底线。
在这个底线之上，他可以去尝试，去探索，甚至去犯错。
在这个底线之下，是深渊。
而他选择，永远不跨过那条线。
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蔡老师的那句话：
“市场最喜欢吃的，就是觉得自己特殊的人。”
而他，再也不想成为市场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