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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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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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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同志,您可以进去了,叶戈尔同志问询了我一句,您真的不想同列宁同志进行一次会谈吗?” 罗莎不再身着标志性的黑裙,一袭工装的她,带着养伤时间在彼得格勒撰写的文稿, “不用,我只想和叶戈尔同志简单聊两句。” 苏斯洛夫微微点头,左手前倾,房门微张。 初夏的微风将帘布吹的上涌,一张年轻的脸正趴在文件堆中,见她来来,抬起头向她投去尊敬的笑, “罗莎同志,您恢复的如何?” 从生死之中捡回一条命的罗莎,通过部分留存在彼得格勒的人脉,了解到了这次行动的是由斯大林、叶戈尔、季诺维也夫三人促成的。 季诺维也夫在她眼中只能算陌生,斯大林在此之前更被他获知,甚至叶戈尔这个名字都不太熟知。 直到匈牙利革命,这个名字才随红色摄政王的外号,一并传入了她的耳畔。 “从自由军团枪口下捡回一条命让我想清楚了很多东西,但让我感触颇深的还是,叶戈尔同志,你在匈牙利的所说所做。” “解散立宪会议、压制出版与结社自由,从现实角度出发确实是必要的,而且我们在德国也确实犯了过分乐观的错误。 罗莎没有坐下,而是站在窗台,任由风掠过她的发梢, “不过,苏俄的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还不容乐观,你们在独权,在革命先锋队这条路上走的有些太远了,甚至有些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原则。” “官僚阶级与特权阶级以极快的速度在这片土壤中生长,所谓革命的真谛难道是由几个领导者去带领的救世主思想?如果群众不能理解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冲突。” “我想,等最初也最纯洁的一批布尔什维克被污染,苏俄也就不存在什么革命性了。” “别忘了国际歌同志!” 罗莎就是这样,作为不逊于列宁的理论家,她不会因为德国革命的失败否决掉自己所认为对的思想。 当然能接受一部分,也算是叶戈尔想要看到的结果了。 这些问题叶戈尔怎么会不知道呢,让罗莎在后续可能的红色波兰中存在,也是因为,他需要一面相对可控的镜子。 一个政党只有歌颂,没有反对便注定....... “你说的很对罗莎同志,可我们需要这架机器维系我们的生存。” “我明白叶戈尔同志,取消民主等于扼杀革命生命力,你们真的如托洛斯基说的般,先夺权后民主吗?”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叶戈尔犹豫片刻缓声道, “我坚信,严寒的冻土依旧能开出红色的玫瑰。” 她从这句话中听出了叶戈尔的真诚, 当初对方在匈牙利的讲话的记录,罗莎便看出了这位年轻人的不同,也正因为对方拥有年轻的可塑性。 罗沙才来莫斯科,才期许同叶戈尔见一面。 说罢,罗莎将这段时间撰写的文稿,以及部分涵盖教育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的草拟,递放到叶戈尔的办公桌上,缓道了那句久违的感谢, “谢谢你叶戈尔同志,我在你身上,在匈牙利的讲话记录中,我看到了一位国际主义者。” “他是如此年轻,如此优秀,以至于让人不自觉的想要相信。” “有任何能帮上忙,帮上革命的地方,我都很乐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说罢, 罗莎离开了办公室。 不算大却堆满文件的房间中,只剩叶戈尔站在罗莎先前站在的位置。 点上一根烟,看乌云遮住艳日,降下几滴雨珠。 “内忧外患,民主谈何容易,但理想总要在革命的土地中生根发芽。” “虽然改变了匈牙利的命运,从而间接拖住了协约国的精力,让他们放缓了对邓尼金部队的帮助,但.....该来的总会来。” 滴答—— 雨点在玻璃上溅出斑驳的水渍, 将窗户合拢,听着渐烈的雷鸣,叶戈尔喃喃道, “就如这场大雨。” ....... 黑海口岸,诺沃罗西斯克。 作为南俄武装力量实控的核心城市, 今年以来,这里陡然变成了邓尼金后勤中枢。 大批物资自黑海另一端驶来。 巴黎和会中放下的武器,被原封不动的输送至此,增添的柴薪,化作更炙热的烈火,将内战中的苏俄人民煎的痛苦、疲惫。 总司令办公室, 邓尼金摸索着胡须,望着眼前的物资输送清单,眼中泛起了一丝喜悦, “放心吧特派员先生,列宁和他那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不过是一群拼凑起来的土匪,我会让列宁吃到他的第二颗子弹。” “不过这一次,刽子手会瞄准他的脑袋。” 特派员眼中充斥着淡淡的担忧, 匈牙利革命的胜利,让他们收获了很多,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便是些许谨慎, “邓尼金先生,我建议,您还是别定下太大的目标,应该采纳些军事特派员的......” 邓尼金点点头, “我明白特派员先生,不过.....俄国很大,只有快速击败这些红匪,才能杜绝他们像老鼠一样藏起来。” “俄国就应该永远属于俄国,而并非被一群窃国者一群小偷,特别是一群土匪占据。” 看出特派员的不信任,邓尼金打开窗户。 校场上, 接受协约国援助,身着齐整军装的精锐部队,正对天空,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 “大俄罗斯万岁!将那些红匪送上断头台!” 外患远不止此。 从匈牙利失利中缓过来的协约国,开始将所有精力放在苏俄内战中。 舆论率先如初夏的雨点般袭来。 屠杀知识分子、共妻、经济崩溃,肆意屠杀的夸张或虚假报告,在各大主流媒体上刊登。 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更加剧了英国国内右翼势力的不满。 以丘吉尔为首的官员,开始传播同一个概念, “邓尼金政权才是俄国的合法政权,不具备任何国际承认的红色匪帮,只能是一群等待被剿灭的匪徒!” 外部的压力膨胀到了一个可怕高度。 最直观的影响反馈到了外交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俄政权的合法性,没有国家承认苏俄是一个完整的政权。 所有外部交涉中的用词,在巴黎和会的施压下,都变成了有贬低意义的匪帮和武装组织。 周边的国家更是堪称灾难, 芬兰对领土问题喋喋不休,罗马尼亚对乌南的土地伺机而动,波兰在几个月前才爆发出冲突。 某些外交干部甚至有些绝望的自嘲道, “我们的敌人来自整个世界,而我们的朋友只有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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