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走进店里，他推门的时候带着一身车间里的机油味，外套袖子卷到一半，像是刚从流水线上跑出来的。他进来之后站在柜台前面，没有坐，两只手撑在柜台边沿上，指关节有些发白。
“我在观澜那家电子厂干了一个半月，前天的班我走了，没办手续。”他说，“今天厂里人事说，我算“自离”，上个月工资只发一半。”
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但声音不大，像是那些话已经在脑子里转过好几遍了。我看着他的脸，不眼熟，大概是以前店里其他业务员送进去的人。
“你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看附则？”我问。
他愣了一下：“附则？什么附则？”
他没有接话，只是看着我，像是在等我再说一遍。我拉开抽屉，找出一份观澜那家厂的合同模板，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下方那一行字，把合同转过去给他看。
他低头凑近，看了一会儿，又抬起来，眼神里的变化不止是意外，更像是什么东西被验证了。“……这行字，签的时候没注意。”
“你离职的时候有没有交辞职报告？”
“没有。我就是那天早上不想去了，没跟任何人说。”
我点了点头，没有往下接。他在店里多站了一会儿，像是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过了一会儿他问：“那工资还能要回来吗？”我只能告诉他，可以去找厂里人事再沟通一下。他站着没动，过了很久才像是把这句话收进了口袋，转身推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合上之后，我坐在柜台后面，把那份合同又翻开看了一眼。那行字很小，排在页脚的位置，比页号大不了多少，很容易被滑过。我看了几秒，合上合同，放回了抽屉。
晚上在里屋，我和钱德利说起了这件事。他听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他低头翻着桌上一本旧登记本，翻到某一页停下，看了几秒，然后才开口。
“合同上写的是“自离算违约”，那一行确实在附则里，字体跟页号一样大。厂里按那个处理，把工资扣了，或者只发一半。你跟他们去说，“那行字太小了看不清”，他们会回你一句：“合同是你自己签的。””
“那怎么办？”
“提前说。”他说，“你在他们签合同的时候，指着那一行读一遍——不用解释，就是读出来。读完之后加一句：“这个地方你要看清楚。””
“你觉得工人会知道那个字是陷阱吗？”我问。
“不知道。但他记住了。”他说，“等到他真的想走的时候，他会想起来，自己曾经签过一个地方写着什么。有些人还是会走，但至少走的时候，他知道那笔钱可能拿不回来了。”
一个“自离”扣掉一整个月的工资，从法律上确实能找到依据——依据就在那行藏在附则里的字上，字形小到和页码平齐，油墨也印得比正文淡。它一直存在，只是不合常理——所以被当作陷阱使用了。
那天晚上关店之前，我翻开抽屉里那叠合同模板，在每一份合同附则那一页的角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小的圈。不是改动了什么，只是一个标记，提醒自己翻到这里的时候停一下。
画完之后我把合同放回抽屉，锁好，走出了店门。
巷子里很安静，路灯的光落在地面上，像一层薄薄的干透的水渍。那个年轻人大概已经回到出租屋了，也许正在打电话，也许没有打。我关好卷帘门，转身往新家的方向走去。
那行字还在合同页脚上待着，像一枚被落在那里的钥匙。而它打开的那扇门后面，是一条短到不能被记住的路。夹在合同里，不再被翻到，那朵干花就那样压在几页纸之间，像是不再需要被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