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摇了摇头，“你没法简简单单的说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孙连城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两个人又往前走了一段。
孙连城心里笑了笑，有些做作的开口：“老高，咱先不说他们了。“
“嗯？“高育良看了他一眼。
“我倒想问问你，“孙连城说，“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高育良愣了一下，“我自己怎么了？“
“你和吴老师啊。“孙连城说。
高育良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高育良很快恢复了那副从容，“我和吴老师好着呢。“
“好着呢？“
孙连城笑了，“老高，你这话说给别人听，别人兴许信。你说给我听？“
“本来就是。“
高育良说，“老夫老妻几十年了，还有什么好不好的。“
“拉倒吧。“
孙连城摆了摆手，“老高，你这个人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
“你说，“孙连城看着他，“你和吴老师，那可是咱们汉东人人都知道的模范夫妻。
一个政法系的教授，一个历史系的教授，郎才女貌，志同道合。
你们俩可没有梁璐和祁同伟那种狗血剧情，没有那一跪，没有谁逼着谁。“
孙连城话锋一转，“那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
高育良没说话，背着手继续往前走。
孙连城也不催，就跟在他旁边慢悠悠地走。
走了好一会儿高育良才开口：“孙连城，你今天是专门来审我的？“
“我哪敢审你。“
孙连城说，“我就是好奇。“
“你这好奇心用得不是地方。“
“老高，“
孙连城说，“你看啊，今儿个这地方就咱俩。
你跟我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祁同伟和梁璐那点事你都跟我倒了，你自己那点事还藏着掖着？“
“这不一样。“高育良说。
“哪不一样？“
“祁同伟不在了说一个不在了的人，怎么说都无妨。
可吴老师还好好的。
我再这背后说她的不是，不地道。“
“哟，“
孙连城乐了，“老高，你还知道不地道？“
“我没说吴老师的不是。“
孙连城说，“我是说，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头，吴老师要是有委屈，我也想听听。你要是有委屈，我也想听听。“
“我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委屈。“
“那就是吴老师有委屈。“孙连城说。
高育良不接话了。
“老高，“
孙连城说，“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你和吴老师的事，外头不是没有风声，有些人也知道不少。“
高育良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又有什么风声？“高育良问。
“你别管什么风声。“
孙连城说，“有些事，我知道答案，但我就问你一句，你和吴老师是不是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高育良站住了。
他看着孙连城，看了足足有几秒钟，忽然笑了，笑得有些无奈。
“连城啊，“
高育良说，“你在考验我们之间的稳固程度？“
“这么说，你认了？“孙连城说
“我什么都没认。“
“行行行，“孙连城说，“你什么都没认。“
高育良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罢了。“高育良说，“今天你既然问到这儿了，我就跟你说说。这事儿我也憋了好些年了。“
“你说。“孙连城说。
高育良缓缓开口：“我和吴老师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孙连城说，“我就知道你们俩都是汉东大学的。“
“对。“
高育良说，“我是政法系的，她是历史系的，我们俩不是同学。“
“那是怎么认识的？“
“开会。“
高育良说，“那时候，学校里头组织青年教师搞什么学习，搞什么讨论，我和她就这么认识了。“
“吴老师年轻的时候漂亮，知性，有学问。
她肚子里是真的有东西，历史系那一套，什么二十四史，什么资治通鉴，她信手拈来。“
“我那时候也是个年轻气盛的，觉得自己有学问。可头一回听她说话，我心里头就服了。“
“服什么？“孙连城问。
“服她的脑子。“
高育良说，“一个女人，对历史、对世道有那么深的见识，不多见。“
“后来，“
高育良说，“我们俩就走近了，一块儿讨论学问，一块儿看书，一块儿为了个什么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争完了呢？“孙连城问。
“争完了，反倒更亲近了。“
“你说，“
高育良看着孙连城，“两个都爱学问的人凑到一块儿是什么感觉？是找到了知音。
我说的话她听得懂；她想的事我也明白。那时候，我觉得这辈子就她了。“
孙连城点了点头。
“后来我们就结了婚，刚结婚那些年那是真的好。“
“两个人，一个屋子，两张书桌，各看各的书。
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就念给对方听。
她给我讲历史，我给她讲法律。
夜深了，一盏灯，两杯茶，那日子，现在想起来跟做梦一样。“
“后来呢？“孙连城问。
“后来？“
高育良说，“我就离开了学校，出来了。“
“做官。“孙连城说。
“对。“
高育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出来，我那时候犹豫了。“
“犹豫什么？“
“我是个读书人。“
高育良说，“我本来想的是在学校里教一辈子书，做一辈子学问。
名利场这个地方，我不是没听说过，水深。“
“可你还是出来了。“孙连城说。
“出来了。“高育良说。
“为什么？“
“一是梁老爷子，“
高育良说，“就是梁璐的父亲，梁群峰，另一个就是赵立春，我和你说过的，他，我就不说了。“
孙连城“嗯“了一声。
“梁老爷子看中了我。他找我谈话，跟我说，育良啊，你是个有本事的，窝在学校里可惜了。
你出来，跟着我能干一番大事。“
“我那时候年轻，心里也不是没有抱负。梁老爷子那么一说，我就动了心。“
“再说了，“
高育良说，“那时候他坐的高，他开了口，我驳不开这个面子。“
“我就出来了。“高育良说。
“那吴老师呢，“孙连城说，“她什么态度？“
“她支持。“
高育良说，“她跟我说，育良，你是个做大事的人，你去，家里头有我。你说，那时候她多懂事。“
“我出来以后，一步一步就忙起来了。今天开会，明天调研，后天又要陪人。
我回学校那个家，越来越晚，吴老师还在学校里教她的书，两个人就这么开始聚少离多了。“
孙连城听到这儿，插了一句。
“老高，我听明白了。你这是一出来就把家里头给冷落了。“
“也不能这么说。“高育良说。
“那怎么说？“
“我心里头是有她的，我再忙，这个家我也没忘。可你知道，名利场上的事，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孙连城笑了，“老高，这话你可骗不了我。“
“怎么骗不了你？“
“我入京也是个一把手。“
孙连城说，“我还不知道这个“身不由己“，是怎么回事？说穿了，就是你把外头的事看得比家里头重。
你觉得外头的事是大事，是正事；家里头反正有她在，跑不了。“
“人啊，“
孙连城说，“都这样。越是不会跑的，越是不放在心上。“
高育良看了他一眼，没反驳。
“你这话，有几分道理。可我们俩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孙连城问。
高育良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俩都是读书人。“
“这有什么问题？“
“读书人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爱讲道理。“高育良说。
孙连城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讲道理，“孙连城说，“这不是好事吗？“
“这得分什么时候。“
高育良说，“在学校里，在书桌上，讲道理是好事。
可在一个家里头，两口子关起门来，什么事都讲道理，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怎么讲？“孙连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