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两点，陆羽茶室。
文隽比凌之飞早到，正翻着一份《电影双周刊》。他穿着一件起球的针织衫，手指夹着骆驼烟，桌面上一杯冻柠茶已经化了半杯冰。
“文生。“凌之飞拉开椅子坐下。
“凌生，叫了壶普洱。“文隽把杂志推到一边，开门见山，“你话金藜电影请编剧，我昨晚想了一夜。“
“文生觉得怎样？“
“凌生，我先讲句老实话——你的《开心鬼》和《少爷威威》我都看了，确实是好戏。你找我来谈，我也好开心。但是——“他掐灭烟头，“签长约不是我的风格。“
凌之飞没有接话，等他继续。
“我入行三年，写了《喝彩》《失业生》，也接过乱七八糟的散活。我这人有个毛病——写东西要自由，今天想写青春片就写青春片，明天想写鬼片就写鬼片。签了约，老板说'凌生要你写个喜剧'，我就得写喜剧。这种日子我过不了。“
文隽又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而且凌生你也是编剧出身，你比我清楚——好的剧本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憋出来的，是在街上走、在茶餐厅听人聊天、在人生里泡出来的。我签了约，天天坐在金藜的办公室里对着空调发呆，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垃圾。“
凌之飞试着挽了一下：“如果不签长约，按单子合作呢？有项目来找你，没有项目时你继续做自己的事。“
文隽摇头，态度很坚决：“凌生，多谢你看得起我。但按单子合作我也不想——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接活全凭兴趣，没兴趣的案子给再多钱我都不写。你找我合作，到头来我十有八九会推掉你的本子，到时候大家尴尬，连朋友都没得做。“
他顿了顿，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凌生，你是做大事的人，你需要的是能听话、能按时交本的编剧。我不是那种人。与其将来闹得不愉快，不如现在讲清楚。“
话说到这个份上，凌之飞知道再劝就是自讨没趣了。文隽这个人，前世资料里写得明明白白——一辈子自由散漫，从不跟任何公司签长约，脾气倔得像头驴。今天他能当面把话说清楚，已经算给足了面子。还有，他后世的一些观点“我已经听见很多人抱怨金像奖如何不公平，但我想告诉那些人，你们有没有了解金像奖设置的初衷？这个奖项本来就是为表彰和鼓励为香港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电影人而设立的”。当然呢个是个人拙见。
“文生，我尊重你的选择。多谢你今天肯来。“凌之飞端起茶杯。
“凌生客气。“文隽也端起冻柠茶碰了一下，“以后有缘再见。“
两人饮完茶，在茶室门口分了手。凌之飞沿着威灵顿街往回走，心里没有太多失望——文隽拒绝在预料之中，只是不死心才试了一把。既然此路不通，就换一条路走。
他需要换一个思路。
文隽是成名编剧，有资本挑挑拣拣。但如果找一个还没成名、有才华但缺机会的年轻人呢？成名的好处是拿来即用，坏处是贵而且不听话。没成名的好处是便宜、有冲劲、肯学，坏处是没经验，需要花时间培养。凌之飞现在不缺钱，缺的是时间——培养一个新人编剧至少要半年，但半年后他就多了一支能用的笔。
他想到一个地方——报纸。
1983年的香港，各大报纸都有影评专栏和娱乐版记者。这些人天天看电影、写电影，对电影的理解比普通人深。其中一定有人不只是会写评论，还会写剧本——只是没有门路入行而已。
当天晚上凌之飞翻了一摞近三个月的《星岛晚报》和《华侨日报》，专看娱乐版的影评和专栏。大部分文章是流水账——“某某片上映，某某明星主演，值得一看“——毫无营养。但有一篇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篇刊登在《星岛晚报》娱乐版角落的文章，标题是《喜剧的悲剧内核——从许冠文说起》。作者署名“阮世生“，文章不长，但观点犀利：许冠文的喜剧之所以好笑，不是因为笑料本身，而是因为笑料背后的小人物辛酸。结尾一句话让凌之飞印象深刻——“最好的喜剧，是让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
这句话跟凌之飞在《开心鬼2》里做的事情如出一辙。
他立刻通过报社的朋友打听到：阮世生，1960年出生，23岁，在《星岛晚报》做了两年娱乐版记者，之前在浸会学院读过传理系。没写过剧本，但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影评和短篇小说。
“没写过剧本“是个缺点，但“会写小说“说明他有叙事能力，“会写影评“说明他有审美判断力。至于剧本格式和技巧——这些可以教。
凌之飞让报社的朋友转告阮世生，约他在中环的一间茶餐厅见面。阮世生接到消息时据说很惊讶——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主动约一个报社记者？以为是恶作剧。但他还是来了。
阮世生比凌之飞想象中年轻，瘦高个子，戴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衬衫。坐下来时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搓了半天筷子。
“阮生，你在《星岛晚报》写的那篇《喜剧的悲剧内核》，我看了。“凌之飞开门见山。
“凌生看过那篇？“阮世生明显没想到，“那篇只登了半版，我以为没人看。“
“我看了。而且你最后那句话——'最好的喜剧是让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这就是我想在电影里做的事情。“
阮世生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犹豫了：“凌生，你是想找我写稿还是……“
“找你写剧本。“
“剧本？“阮世生差点把筷子掉地上，“我没写过剧本。“
“我知道。但你会写小说，会写评论，说明你有叙事能力和审美。剧本格式和技术我可以教你，但讲故事的天赋教不了。你有。“
阮世生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凌之飞继续说：“金藜电影正在组建编剧团队。我给你一个机会——先做助理编剧，跟着我学半年。半年后如果你能独立写出一份完整的剧本，就签正式编剧合约。月薪五千，比你在报社高一倍。“
五千块月薪在1983年的香港不算高，但对一个23岁的报社记者来说已经很有吸引力了。阮世生在报社的月薪是两千五，翻倍的收入加上电影行业的诱惑，他不可能不动心。
但阮世生没有立刻答应。他低下头想了十几秒，然后抬头问了一个凌之飞意料之外的问题：“凌生，我想先问——你为什么找我？香港有那么多成名编剧，为什么找一个没写过剧本的记者？“
凌之飞笑了。这个问题说明阮世生不是那种见到机会就扑上去的人，他会思考、会质疑——这正是凌之飞看重的品质。
“因为成名的编剧有路径依赖，他们习惯了自己那一套写法。但你是一张白纸，没有包袱。我需要的是会思考的人，不是只会按格式填空的写手。“
阮世生盯着凌之飞看了几秒，然后缓缓点了点头：“我做。“
“好。下周一到太子道办公室报到。“
阮世生走后，凌之飞又点了杯咖啡，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文隽这条路彻底断了，但阮世生这条路通了。编剧团队暂时只有两个人——他自己加阮世生——但比一个人硬扛好多了。等阮世生培养出来，金藜就能两条腿走路。
他拿出备忘录，在“签约编剧“那栏后面写了一行：
“阮世生——内部培养，半年考核。“
然后合上本子，付了咖啡钱走出茶餐厅。
中环的午后阳光穿过遮阳棚的缝隙洒在人行道上。凌之飞拐进一条后巷，闻到茶餐厅飘出的菠萝包香味，买了一个边走边吃。
金藜的第一部戏《开心鬼3》的剧本还得他自己写。但第二部，或许就可以让阮世生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