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穗打开油纸，捏了一块塞进嘴里，酸得眯起眼，可又伸手拿第二块。于依依赶紧把山楂糕收起来，说吃多了倒牙。
穗穗抱着小布老虎，围着桌子转圈，嘴里喊着“爹你看我”，崔天阳坐在桌边，看她转了一圈又一圈，脸上的笑纹一直没下去。
那天晚上，穗穗睡了之后，崔天阳坐在院子里，把那个旧本子拿出来翻。
三年选种，两年杂交，一年推广，加上今年的京早一号和通县的新品系。
本子已经快翻烂了，边角卷得不像样子。
他把本子翻到第一页，上面写着“小麦选种计划”。
他看了很久，然后翻到最后一页，添了一行字——“一九五五年冬，京早一号区试通过，通县新品系进入品比。
北平一号推广三万亩。接手的人已经来了。”
写完了，他把本子合上，搁在膝盖上。
月亮很亮，照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也照在他摊开的手掌上。他攥了攥拳头，掌心空空的，可他觉得满的。
种子已经撒出去了，在地里发芽，在别人手里延续。
他不用一直握着。他只需要站在这里，看着它们长。
…………
那天是个礼拜二，泰丰楼里正忙着。
午市的客人刚走了一拨，马红蹲在后厨门口择下午要用的青菜。
崔天阳站在灶台前，给最后一道菜收汁。
锅里是红烧肉，酱色浓稠，肉块在汤汁里咕嘟咕嘟地翻着小泡，肥肉的部分晶莹透亮，瘦肉的部分酥而不散。
他拿勺子舀了一点汤汁尝了尝，咸甜刚好，又加了两粒冰糖进去提亮。
然后关火，起锅，装盘。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跑堂伙计端着盘子出了后厨。
崔天阳解了围裙，拿毛巾擦了把汗，在灶台旁边的小凳上坐下来，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
正歇着，前厅的跑堂伙计又掀帘子进来，手里拿着个帖子，说：“崔师傅，外面来了个同志，说是报社的记者，想找您。”
崔天阳把搪瓷缸子搁在膝上，问：“找我？什么事？”
跑堂伙计说：“没说。就说是采访。人已经在堂屋里等着了。”
崔天阳站起来，把毛巾搭在肩上，走了出去。
大堂靠窗的桌边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多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灰蓝色的干部服，上衣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
桌上搁着一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旁边放着一台照相机，黑色的机身，镜头盖还盖着。
年轻人见崔天阳出来，站起来伸出手，脸上带着客气的笑：“崔天阳同志吧？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姓方。今天来是想采访您。”
崔天阳跟他握了手，在对面坐下来。
跑堂伙计端了两杯茶过来。
方记者坐下后，从包里掏出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把笔帽拔开，抬头看着崔天阳，态度很认真。
崔天阳被他看得有些莫名其妙，问：“采访我？采访什么？”
方记者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说：“崔师傅，您是今年全国劳动模范的获得者。报社接到通知，要做一个系列报道，专门写各行各业的劳模事迹。您是咱们北京市这一批劳模里头唯一一个厨师出身的，所以我们想第一个写您。”
崔天阳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
全国劳动模范。
这个词他去年就听过，周老提过一嘴，说给他报了名。
可后来一直没下文，他也就忘了。
他每天照常去泰丰楼，照常下地，照常给穗穗热早饭。
日子过得太平常了，平常到他几乎想不起来还有这么一件事在等着他。
他把茶杯放下，说：“那个事，已经定了？”
方记者点头：“定了。上个月批下来的。部里发了正式文件，北京市一共十二个，您排在前头。”
他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崔天阳。
崔天阳接过来看，是农业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通知，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他在第三行找到了自己。
崔天阳，泰丰楼。
后面跟着一串简短的介绍，写着他的主要事迹。
他把文件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才还给方记者。
方记者接过去收好，把钢笔在笔记本上点了一下，说：“崔师傅，咱们开始吧？”
崔天阳点了点头。
他还有些恍惚。
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做了那么多事——炒菜、扎针、选种、教徒弟——每一件都是他愿意做的，他从没想过这些事会被写进文件里，发到全国各地去。
现在一张文件摆在他面前，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旁边是“全国劳动模范”几个字。
他觉得自己像是一脚踩进了别人的故事里。
方记者开始提问。
问的问题很细，什么时候开始学厨的，在泰丰楼干了多少年，怎么想到要种麦子的，育种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家里人支持吗。
崔天阳一一回答，说得不紧不慢。
他说到在田埂上抓土的时候，方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记。
说到大旱那年打井，方记者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说到麦子没倒、他蹲在地头攥着一把湿土的时候，方记者停了笔，问了一句：“那一刻，您心里想的是什么？”
崔天阳想了想，说：“想的是，成了。能交差了。”
方记者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又问：“您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有什么想说的？”
崔天阳张了张嘴。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想说的有很多。
他想说，他不是劳模，他就是个厨子，碰巧种了几亩地。
他想说，那些事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吴技员出了力，方工程师出了力，赵宇马红出了力，于得志在后面撑着，于依依在家里守着，穗穗给了他奔头。
他想说，这个劳模不该挂在他一个人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