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盗墓是不是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要打僵尸、闯机关、找什么长生不老药？
我每次都吐口唾沫告诉他：纯属扯淡。
真干这行的，没那么多玄乎事。墓里最可怕的不是躺着的，而是站着的。
我叫陆九峰。
故事，得从我十六岁那年说起……
那年，老家下了一场大雪。
雪从半夜开始落，天亮时，山路封死了，沟壑里全是白的。村里人说这叫老天爷盖棉被，可我只觉得冷。
那时我已经辍学两年。
说是辍学，其实也没什么可惜的。我小学课本都读不明白，老师点我起来背课文，我能把《静夜思》背成《锄禾》。同村几个孩子笑我，说我脑袋里装的是苞米瓤。
我也不争。
我从小跟姥爷住在村西头两间土坯房里。白天上山撵野兔，晚上给姥爷劈柴烧炕。姥爷年轻时在采石队干过，耳朵好使，拿锤子一敲石头，就知道里面空不空。
我小时候没玩具，姥爷就拿筷子敲碗给我听。
“这个响得脆，没裂！这个发闷，肚子里有伤，这个呢声散，底下补过……”
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有意思。后来村里人打碎了碗，让我过去听听是不是早有裂。我听了几次，十次能中七八次。
村里人说：“九峰这小子，书念不成，倒会听破烂响。”
姥爷听了不恼，叼着烟袋锅说：“有一样吃饭的本事，就不算白活。”
腊月二十三，小年。
姥爷去地里抱柴，脚下一滑，摔进冻沟里。村里几个人把他抬回来时，他脸上没血色，嘴唇都青了。
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看了一眼，摇头。
“胯骨断了，得送县医院。”
我们借了村长家的拖拉机，顶着风雪往县里赶。一路上，姥爷疼得直哼，却还攥着我的手说：“没事，老骨头硬。”
到了县医院，医生说要手术。
一千八。
那时候一千八对我来说，比山还高。
二舅从邻村赶来，脸沉得像锅底。他当着姥爷的面说：“钱我想办法。”
我站在病房外，心里刚松了一点，就听见楼梯口传来二舅妈的声音。
“想办法？拿啥想？家里两个孩子不上学了？一个老不死，一个小拖油瓶，凭啥都让咱家填窟窿？”
二舅低声说：“小点声。”
“我偏要说！他姓陆，咱姓啥？养他这么多年，够意思了！”
我站在门后，手里还拿着挂号单。
那张纸都被我攥皱了。
但我没有冲出去，也没有哭。十六岁的男孩最怕别人说他可怜，比挨打还难受。
我走到医院门口，蹲在雪地里。
县医院门口有卖烤红薯的，热气往上冒。我兜里一分钱没有，只能闻味儿。手冻得发紫，脚也麻了。
那天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陆九峰，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姥爷的手术最后还是做了。钱是二舅借的，也是赵老杆帮我凑了一部分。
赵老杆是村里收破烂的，五十多岁，瘦得像根柴火棍，骑一辆破三轮，车斗里挂着旧秤、麻袋、铁钩子。人不坏，就是嘴碎。
他听说我想挣钱，吐了口痰说：“跟我跑吧，收破烂不体面，但能见钱。”
我点头。
从那以后，我跟着赵老杆走村串户。
他教我认铜铁铝，也教我怎么跟老人搭话。
“嘴甜一点，眼睛毒一点，手别贱。人家不卖，你别硬拿。人家卖了，你别笑。”
我记得很牢。
第一次让我挣大钱的，是青石岭东边的老猎户。
那天我们进他家收废铁。他家屋里黑，炕角堆着旧棉被和几只破坛子。我一眼看见一个青花罐，半尺高，罐口磕了一块，身上落了灰。
赵老杆看都没看，蹲在地上扒废铁。
我没急着问价，先帮老猎户劈了一捆柴，又陪他喝了半碗烧酒。
临走前，我指着那个罐子问：“大爷，这破罐还要不？”
老猎户摆摆手：“拿走吧，给十五块。”
赵老杆在旁边瞪我。
十五块，在他眼里够收半车废铁。
我掏钱时手有点抖，但还是给了。
回去路上，赵老杆骂我：“九峰，你脑袋叫门夹了？这破玩意儿当尿壶都嫌漏。”
我抱着罐子没吭声。
到了家，我敲了敲罐身。
声音发闷。
我又看底足、釉面、画工。那东西不是官窑，也不是老到吓人的物件，应该是民国仿乾隆的青花缠枝纹罐。可它有老气，摆在城里摊上，肯定有人要。
几天后，赵老杆带我去县城旧货市场。
那个罐子卖了一百二十块。
摊主给钱时，赵老杆眼珠子都直了。回村路上，他半天没说话，最后憋出一句：“九峰，你这眼睛，不像庄稼地里长出来的。”
我把钱贴身藏好。
那天晚上，我给姥爷买了半斤猪头肉。
姥爷坐在炕头，嚼得很慢，问我：“挣的？”
“挣的。”
他看了我半天，没再问。
半年里，我跟着赵老杆跑了十几个村。
我收过铜烟锅、旧木盒、残瓷片、老银锁，也吃过亏。
最狠的一次，是我花二十块收了只黑釉碗。卖主说是宋代的，我信了一半。到了城里，人家摊主拿起来看一眼就笑了。
“新烧的，土都没吃进去。小孩，回去多交点学费。”
我把那只碗带回村，当晚砸了。
碎片我用布包起来，塞进蛇皮袋最底下。每次贪心冒头，我就摸一摸。
疼钱，比疼脸更能长记性。
到了秋天，姥爷能拄拐下地，但家里还欠着账。我手里攒了二十多件东西，有真有假，有值钱的也有压箱底的。
赵老杆说：“县城水浅，你要真想吃这碗饭，去安西。那边古玩市场大，鱼龙混杂，有本事能翻身，没本事就被人啃得骨头不剩。”
我问：“你去过？”
“去过一次。”
“咋回来了？”
赵老杆摸了摸后脑勺：“让人骗了三百，差点连裤子都输没。”
我心里反而定了。
能骗三百的地方，就有人能挣三千。
临走前夜，姥爷坐在炕头抽旱烟。烟锅里一点火星忽明忽暗。
我把蛇皮袋收好，以为他睡着了。
他忽然问：“想好了？”
我嗯了一声。
姥爷没拦我，只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枚铜钱。那铜钱被磨得发亮，字口不太清了。
“拿着。”
“这值钱？”
姥爷瞪我：“啥都问值不值钱，你早晚叫钱牵着鼻子走。”
我不说话了。
他把铜钱塞进我手里，说：“穷不可怕，怕的是心里没根。到了外头，别让钱把你眼珠子蒙住。”
我把铜钱穿了根红线，挂在脖子上。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去安西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全是泡面味、烟味、汗味。有人打牌，有人嗑瓜子，有小孩哭了一路。我抱着蛇皮袋，坐在硬座边上，一夜没睡。
我脑子里反复响着二舅妈那句“拖油瓶”。
越想越清醒。
安西比县城大太多。
火车站外头人挤人，三轮车司机围上来问我去哪儿。我不敢坐，怕被宰，背着蛇皮袋走了两条街，才找到去古玩市场的公交。
安西古玩市场在老城区。
一进门，我就知道赵老杆说得没错。
这里的水不浅。
摊主吆喝，买家压价，托儿围着一个铜佛演戏。有人拿着放大镜看瓷片，有人蹲在地上摸玉，有人穿西装皮鞋，嘴里说的却全是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