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二十五分，陆泽的车停在了马萨诸塞大道上，中方选的地点是宇宙俱乐部。
宇宙俱乐部坐落在一栋二十世纪初的博扎尔式豪宅里，米黄色的石砌外墙，拱形的高窗，门口没有任何招牌。
这里是华盛顿最老派的私人俱乐部之一，会员名册上挂着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普利策奖得主。
它不属于那种挂着水晶吊灯、让新贵们炫耀财富的地方。恰恰相反，这里的一切都透着一种刻意的、陈旧的低调——磨得发亮的木地板，墙上挂着些年代久远的油画，空气里有旧书和壁炉柴火混在一起的味道。
这是个透着“智性”的会所，显然也是个有意的选择。
使馆那边的人已经在门厅迎候，是一位姓林的四十岁上下、神情沉稳的金融参赞。
他用英文和陆泽寒暄了两句，便领着他穿过几条铺着暗红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二楼一间预订好的私人餐室。
餐室不大，一张可以坐下六七个人的圆桌，窗帘拉着，只开了几盏暖黄色的壁灯。桌上已经摆好了茶具，一瓶没有开封的葡萄酒放在一旁的边几上。
周行长和财政部长已经到了。
两个人都穿着深色的西装，没有打那种过分正式的领带。看见陆泽进来，两人站起身。
“沃克先生，感谢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来。“
财政部长先伸出手，用的是流利但带着明显口音的英文。他年纪稍长，却并没有某些高官刻意端着的官威，而带着一种温和而内敛的安静。
“我的荣幸，部长先生。“
周行长也和他握了手。这位央行行长比电视上看到的要瘦一点，眼神很清亮，透着一股学者气。他的英文明显更地道——那是常年在国际场合、在美国的大学访学时练就的。
“我们一直期待着这次见面。“
周行长微笑着说，“我们可是一直盼着见你。不过我猜你今晚大概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另一间会议室。“
陆泽笑了一下。“经历了今天这一整天，行长，这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几个人落了座。林参赞坐在靠门的位置，一名年轻的译员安静地坐在他旁边，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
服务生进来上了第一道菜，是几样清淡的冷盘。谈话在最开始的几分钟里，停留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华盛顿这几天的拥堵，IMF会场里水泄不通的人群，以及这个秋天异常阴冷的天气。
财政部长提起，他们是前天夜里到的，这两天几乎没合过眼。
周行长则提到，他下午刚从一场关于SDR的圆桌出来，听了两个小时，没听到一句有用的话。
这是一段必要的空白。双方都在用这几分钟，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对方，也让这间屋子的温度，慢慢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陆泽配合着这种节奏，偶尔接一两句，没有急于把话题引向任何地方。他是被请来的那一个，他很清楚设置议题是主人的事，不是他的事。
直到冷盘撤下、热菜上来的时候，周行长端起了面前的茶杯。
他没有喝，只是用拇指摩挲着温热的杯壁，看了陆泽一眼。
然后他开口了，用的是中文。
“陆先生，“
周行长的语气很自然，像是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件更方便的事，“听说你中文很好。我们这样说话，是不是比刚才轻松一些?“
这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邀请。
餐室里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一点极细微的变化。
英文是正式的、外交的、带着距离的语言。而当周行长主动切换到中文时，他其实是把这场见面，从一次“美方人士与中方代表的接触“悄悄挪进了一个更私人、更不留痕迹的空间里。
陆泽放下了筷子。
“当然。“
他回答得很流利，流利到让财政部长端着茶杯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那是一种真正的、地道的中文，不是那种在海外长大的华裔孩子磕磕绊绊的、带着翻译腔的中文。发音、语调、用词的习惯，都自然得像是从小在国内长大的人。
周行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味。
他当然做过功课。他知道陆泽是美籍华裔，在纽约长大，父亲是早年移民的华人，母亲则不是。一个这样背景的年轻人，中文能流利到可以日常交谈并不罕见——家教好的华人家庭都能做到。
但陆泽的中文有点地道，得超出了“家教好“能解释的范围。那不太像是一个在英文环境里长大、靠家里勉强维持中文的人该有的水平。那是一种把中文当母语在使用的人才有的从容。
不过周行长没有在这件事上停留。一个人的中文好一点或者差一点，终究不是今晚真正重要的事。
“那就好。“他微笑着把茶杯放下。
“有些话用母语说，总归更准确一些。“
坐在门边的译员在听到两人切换成中文之后，悄悄合上了面前的笔记本。他准备了一整晚的那些专业词汇的译法，看起来是用不上了。
财政部长也笑了笑，用中文接了一句:“我的英文是在上海的夜校里学的，勉勉强强。能用中文，我也省力。“
气氛松了下来。
这顿饭到这里才算真正开了场。
陆泽也端起了茶。他知道寒暄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果然，等服务生又上了一道菜、退出去把门带上之后，周行长先开了口。
“陆先生，我们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私下里听听你对眼下这场风暴的看法。“
周行长说，“你是过去这大半年里少数几个从头到尾都看对了的人。这一点，比任何头衔都值钱。“
他顿了一下，用拇指摩挲着茶杯，像是在斟酌从哪里起手。
“陆先生，我先说句实话。“
他终于开口，语气平缓，“今年三月，贝尔斯登倒下的时候，我和我们的研究部门做过几轮讨论。当时的判断，至少我个人的判断——那更像是一次流动性事件。“
“一家投行的融资链断了，交易对手不再给它续，于是它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垮掉。这个过程很清楚，看起来像是信心的问题。我在五月的一个论坛上也讲过，这一轮的所谓流动性紧缩，很大程度上是机构之间互相不信任造成的——一边囤积流动性，一边又喊缺钱。“
陆泽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货币手段缓解的问题。“
周行长看着他，“但你不一样。三月份你做了一个和市场共识完全相反的判断，而且你赌的不是贝尔斯登会跌，你赌的是它会死。更重要的是，那之后你没有收手。七月你发那封公开信，点的是商业地产的估值、Level3资产的透明度、还有短期融资的脆弱性。九月雷曼倒下之前，你又发了一次声明。“
他把茶杯放下。
“所以我最近在想两个问题。第一，银行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不止是流动性问题？“
“第二，“
周行长的目光停在陆泽脸上，“你从三月那时候，就看到今天这一步了吗？“
餐室里安静了几秒。
坐在边上的林参赞没有抬头。财政部长也没有说话，只是端着茶杯，看着陆泽。
陆泽放下了筷子。
他知道这一句话一下子问到了最根本的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周行长心里大概已经有答案了——他只是需要一个不受政治约束的声音来确认。
而第二个问题，问的根本不是银行，问的是他这个人。
“行长，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止。“
陆泽说得很干脆，“现在的问题是资本金。而且是一个靠中央银行印钞和拆借根本填不上的窟窿。英国人更早的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第二个问题——“
他停了一下。
“我从三月就看到了相当一部分。但我看到的不是谁谁谁会死。我看到的是那个结构。“
“什么结构？“周行长问。
陆泽往前靠了一点。
“行长，您刚才讲的那个判断，在表层是完全正确的。银行之间确实在互相不信任，确实在囤积流动性，一边囤一边喊缺钱。这个现象，您看得比绝大多数人都准。“
他停顿了一下。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互相不信任？“
周行长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
“因为每一家都知道，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有一堆看不清价值的东西。“
陆泽说，“既然自己有，它就必须假设对手也有。而它不知道对手那个窟窿有多大，也不知道那个窟窿是不是已经吃穿了对手的资本。“
“所以互相不信任不是一个信心问题。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推断——大家不借钱给彼此，恰恰因为大家都清楚彼此的资本可能是假的。“
他看着周行长。
“流动性短缺是症状。资本金不足是病根。问题在于，为什么大家没有普遍意识到资本金不足。“
餐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周行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两下。
“你继续。“
陆泽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
“行长，在危机完全爆发，甚至于三个月之前，都有这么一个判断，即次贷本身的损失是不大的。“
财政部长抬了抬眉毛。
“至少按规模算，不大。“
陆泽补充道，“几千亿美元的损失，摊到全球金融体系里，理论上是可以消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从二〇〇六年房价见顶、二〇〇七年新世纪金融破产、两只贝尔斯登的基金崩掉、巴黎银行冻结基金——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后，伯南克和保尔森还在说“可控“。“
“那时他们不是在撒谎。在他们那个框架里，次贷的规模确实可控。“
“那错在哪？“周行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