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秘书站在原地，琢磨着这个年龄。
二十六岁。
巧合的是，九七年那个夏天，他自己却是不多不少正好二十六岁。
当时坐在会场后排，听着前面那些人拍桌子，讨论那个能以一己之力让好些个主权国家如临大敌、夜不能寐的名字。他记得那时候心里想的是：这样的人，得活多久、见过多少事，才能修炼成那个样子。
也就在那两年，他开始跟着老领导。不说是天纵奇才，但在那个体制内，他自认自己也算得上人中龙凤。但现在和二十六岁的LanCe一比，只觉得心神俱颤。
“你算一算。“老人说，“索罗斯打完亚洲那一仗，往后又活跃了多少年？“
“到现在也还没完全退。“
“那这个人呢。“
周秘书了然了。
“不说别的，就只论这次他赚的这么一些钱，就够他做个十年。“
老人说，“他不用去募资，不用向董事会解释，不用看什么人的脸色。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做多久，就做多久。“
老人伸手把桌上那份材料翻了一页，找到了周秘书之前汇报的那一段。
“而且，你自己写的——他在收购一家叫路博迈的资产管理公司，他在接手花旗剥离出来的业务，他在挖美林的总裁去给他搭一个新平台。“
老人抬起眼。
“小周，一个只想赚一笔就走的人，会干这些事吗。“
周秘书愣了一下。
“不会。“他回答。
“而且我得提醒你，一个年轻人，赚了这么大一笔快钱，难免会得意，看不上那些慢钱。但是这位陆先生呢？马不停蹄的，去买什么资产管理公司，去挖一个五十岁的总裁来给他搭架子，去接手别人剥下来的烂业务——那些东西要花好几年才能赚回来。换做是你，你有这个耐性吗？“
老人把材料合上。
“这个人不是简简单单的在赚钱。这是在借着这股子势，去做长远的打算。“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他的年龄挑出来讲。“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所以你们那份材料的题目就写错了。“老人说，“这不是“关于远星资本创始人的情况汇报“。“
“这是一个我们往后二三十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绕不开的名字。“
他顿了一下，说了一句更实在的。
“等这间屋子里的人换了一茬、甚至两茬，这个人可能还在那儿。他今年才二十六啊。二三十年之后，和他打交道、做决定的，可能就是你们了。“
周秘书的手指在文件夹上收紧了一点。
他忽然意识到，老人今天下午专门腾出这段时间，不是为了处理一件眼下的事。是在给一个还没有开始、但注定要持续几十年的关系，定一个调子。
“领导，“他斟酌着开口，“那按您的意思，眼下……我们是不是先不动，把他放一放，盯着看？“
“置之不理？“
老人摇了摇头。
“下下策。“
“你不看他，不等于他不看你。“老人说，“这股力量已经在那儿了。你不去管它，它不会自己消失。“
他把手放在桌上那份国企亏损材料的封面上。
“这里头亏了百来个亿。“
“这个洞是怎么来的？是我们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人家做他自己的生意，顺手凿出来的。事后我们查了三天三夜，才搞明白它是从哪儿来的。“
老人的手指在封面上敲了一下。
“如果下一次，规模比这个大，方向比这个要紧，而我们的反应还是这个速度——那就不是一百个亿的事了。“
周秘书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老人看了他一眼，“你想问，既然不能放着不管，那我们该怎么管。“
“你刚才提了一个想法，说要不要主动接触，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有些人的意思？“
周秘书顿时背后起了冷汗。
“领导，这是我自己的意思。但今天他那个机构不是说跟大摩合作吗，我们在大摩那边也投了钱，现在也在谈。所以中投那边有这个意向，看能不能借着这个由头.....”
老人轻轻的哼了一声，但也没有说什么。
“我们先算一算这笔账。“
“他现在缺钱吗。“
周秘书翻了一下文件夹。
“不缺。据我们了解，中东和新加坡的几家主权基金，最近都在主动找他。他那个新平台还没正式对外募资，门口就已经排上队了。“
“那好。“老人说，“我们提着钱上去。人家不缺钱。那我们凭什么让人家给我们面子？“
周秘书没答上来。
“提着钱上去，人家不缺钱，那我们手里就只剩下一样东西能拿出来了。“老人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血脉，同胞情谊，华人之光。“
“人家要是不吃这一套呢。“
周秘书握着文件夹，还是没有答。
“那我们就很难看。“老人说。
“一个主权基金，提着几十亿美元上门，被人家因为政治顾虑，客客气气地挡在门外。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明天就是国际版的新闻。“
“这个亏，我们已经在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身上吃过两回了。“
老人的声音沉了下去。
“不能再吃第三回。“
周秘书低下头，在心里飞快地把那两笔交易想了一遍。中投在黑石上的浮亏，在大摩上的浮亏。那两笔的教训不只是亏了钱，是亏了钱之后，整个国际市场都知道了中国的主权基金是可以被卖高价的。
“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老人说。
周秘书抬起头。
“你想一想，就算他愿意坐下来谈，我们能给他什么。“
老人在椅子里换了一下姿势，一条一条地数。
“他要的第一样东西，是钱能自由地进出。我们这里有管制。“
“他要的第二样，是他说了算。他自己的钱，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节奏，不受任何人约束。而在我们这儿的规矩是，什么事都要有个说了算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不是他。“
“他要的第三样，“老人停了一下，“是从波动里赚钱的空间。“
“而我们最怕的，恰恰就是波动。“
办公室里彻底静了下来。
“小周，你听明白了吗。“老人说，“不是我们不想收，也不是他不肯来。“
“是我们和他要的东西，从根上就是反着的。“
周秘书站在那儿，感觉自己准备了一路的那套方案，被这几句话一根一根地抽掉了骨头。
他不甘心地退了一步。
“那……不谈“收“。“他说，“至少可以往来吧。多接触，多来往，处出点交情。将来真有事的时候，人家总要念一点情分。“
老人看了他一眼，把周秘书看的心里发慌。
“你说的这个“交情“，得有东西压着才作数。“
“我们跟香港那位李先生，往来了多少年了。“
周秘书一下就明白老人要说什么了。
“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他说，“捐大学、投码头、修路、建楼。这些年他在内地的项目，加起来上千亿。“
“我们对他好不好。“
“很好。“
“他对我们呢。“
“也不差。“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跟他好好处到今天。“老人问，“是因为交情吗。“
周秘书想了想。“也有交情的成分。“
“交情是有的。但你想一想。“老人说，“他在内地的那些东西——码头钉在深水埠，楼盖在上海和北京。那些东西好搬走吗。“
“不好搬。“
“对。“老人说，“首先，他有得赚，这是最主要的。其次是，他有几百亿的资产压在我们这里。他动一下，我们看得见；他要调整，得走好几年的流程。他不管心里怎么想，行动上都不得不顾忌这一层。“
“所以他到今天还在这儿，不是因为他跟我们有交情。是因为他有得赚，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