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
威廉二世的判决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社会上兴起的舆论余波也渐渐平息，被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已经在矿山、林场和农庄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的名字从公共讨论中及基本上消失了，并没有溅起多大的水花。
但韦格纳脑子里有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能做完的，也许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但他觉得，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就更难做了。
那就是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
韦格纳正在看着一份厚厚的报告，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刚送来的《一九三五年德国教育事业发展年度报告》。
报告里面的数字是漂亮的。
德国目前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在欧洲乃至世界上都是独占鳌头的。
小学教师数量比十年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生均校舍面积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生均教育经费增长百分之三十八。
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性大学从一九一九年的二十一所增加到四十八所，工业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院的数字也在稳步上升。
德国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等领域培养的博士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内乱前英国的总和。
这些数字，放在十年前，韦格纳是不敢想的。
那时候德国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百废待兴，连吃饱饭都是问题，哪有精力搞教育？
但人民委员会咬着牙，在财政最困难的那几年，也没有削减教育预算。
但韦格纳的目光没有在这些数字上停留太久。
他翻到了报告的最后一章——“当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一章的数字不那么漂亮了，但韦格纳觉得，这一章才是整份报告的灵魂。
问题有三。
第一，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城市的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农村的孩子高出两年以上，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都明显落后于城市。
第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墙”太厚，学生一旦进入职业轨道就很难转入普通教育，反之亦然。
第三——也是韦格纳最在意的——思想教育和历史教育的质量参差不齐。
报告的原话是这么写的：
“目前，德国各级各类学校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语等学科的教学方面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在历史、政治、社会学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领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部分教材仍沿用旧帝国时期的框架，只是在关键问题上做了局部的删改和修补，缺乏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
一些教师对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理解不够深入，教学中存在“照本宣科”、“以考代教”等现象，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阶级意识。”
韦格纳把这段话用红铅笔画了两道横线。他的眼睛在“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几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角。
紧接着，韦格纳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进来。”
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走了进来。
“主席同志，我们部门的年度报告你看了吗？”
“刚看完。”
韦格纳把那本报告推到桌子中间。
“数字很漂亮。但问题也不少。”
“报告里面提到的第三点——思想教育和历史教育的质量问题——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报告里写“缺乏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什么叫“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你来展开说说。”
托勒想了想这么跟韦格纳说道，
“主席同志，我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做的，好比是改造一栋旧房子。我们把墙上的裂缝糊上了，把漏雨的地方补上了，把坏掉的窗户换了新的。
房子看起来比以前好了，不漏雨了，不透风了，但骨架还是旧的。
房梁是旧的，承重墙是旧的，地基也是旧的，目前所有新生的东西都是基于旧事物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
“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拆了重建。
尤其是教材方面，不是修改几个段落，而是重写整本教材，重构整个历史和政治教育的体系。”
“主席同志，我们现在学校里用的历史教材，最早的底本是一九一一年，德意志帝国时期编的。
我们在一九二零年做了一次修订，删掉了“君权神授”、“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之类的内容，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
一九二八年又做了一次修订，增加了上次世界大战史的内容。
一九三二年再做了一次修订，补充了关于对我国革命的评价。
修修补补二十年，骨架还是那个骨架。有些章节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甚至举例，都还能看出旧时代的影子。”
韦格纳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一下。
“托勒同志，你的意见是重写吗？”
“我的建议是必须全部重写。”托勒的声音很坚定。
“历史教材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全部重编。
政治教材从基础概念到社会发展史，全部重编。
教材中涉及各国社会制度评价的部分，也要重新审定。
所有教材必须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贯穿阶级分析的立场，必须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总体目标。”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
“这是一件大事。不是教育部自己能决定的。需要党中央讨论，需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需要组织最优秀的专家来编写。”
他顿了顿，“但我同意你的方向。”
“不过，托勒同志，我还有一个比教材更根本的问题。”
托勒微微歪了一下头。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德国的孩子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比别的国家的人更好的日子？还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没等托勒回答韦格纳紧接着说道，
“我不是说分数不重要。
分数是能力的体现，能力是建设国家的基础。
但如果我们只追求分数，只追求升学率，只追求“我们国家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拿了第几名”——那我们的教育和旧社会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旧社会不也是让学生拼命背书、拼命考试、拼命往上爬吗？
只不过那时候爬上去的是资本家的儿子，现在是——谁的分数高，谁就上去。”
“托勒同志，我和党中央的同志们要的不是一批会考试的机器。我要的是一批有脑子的人，有心的人，有骨头的人。
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只是物理公式和化学反应方程式，还有——为什么工人应该团结起来，为什么压迫是不正义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
托勒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教材重编的事，你先牵头做组织工作。
从全国抽调最好的历史教师、政治教师、语文教师，组成教材编写委员会。
要有大学教授，也要有中学一线教师；要有理论专家，也要有实践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
编写过程要有试验阶段，先在一些学校试点，根据反馈修改，再逐步推广。”
“另外，教师培训要跟上。
新教材出来了，老师不会教，等于我们白干。
把各地最优秀的历史和政治教师集中到柏林来，办培训班，让教材编写者亲自给他们讲课。
培训一批，回去带一批，一层一层地传下去。”
韦格纳说完这些，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
韦格纳站在那里，背对着托勒。
“托勒同志，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
“我在想，未来若干年后的德国是什么样子。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德国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你也不在了。
我们都死了。但那些孩子，他们正当年。
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工人、农民、教师、工程师、医生、士兵。他们会坐在我们现在坐着的位置上，做我们现在做的决定。”
“我希望他们比我们更好。
我希望未来的同志们是那种不会因为自己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就瞧不起工人的人，是那种不会因为自己当了官就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人，是那种在别人受苦的时候会心疼、在看到不公正的时候会愤怒、在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会站出来的人。”
“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考试，只会往上爬，只会说一套做一套——那我们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换了一面旗，换了几个当官的，换了教科书里的几个名字。骨头没换，血没换，心没换。”
“所以，托勒同志，教材重编这件事，不是教育问题。
是政治问题。是党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
你回去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包括重编的时间表、经费预算、专家名单、试点学校的选择标准。
方案做好了，先送到施密特那里，让他看完之后上中央委员会讨论。”
托勒站起来，拿起公文包。
“主席同志，我还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教材重编需要人。最好的人。我不要那种只会写文章不会教书的“专家”，也不要那种只会教书不会写文章的“名师”。我要的是——真正懂教育、真正相信社会主义、真正愿意为下一代弯腰的人。”
韦格纳看着他，看了几秒钟。
“你自己去找。全德国各部门你随便挑。谁不听话，你告诉我。”
托勒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主席同志。”
“嗯？”
“你说希望未来的孩子比我们更好。你觉得——他们会的吗？”
“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