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会议室内的争论声渐息，韦格纳不慌不忙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在桌面上轻轻顿了顿，然后划燃火柴。
韦格纳微微侧头点烟，深吸一口，让烟雾在肺里停留片刻，才缓缓吐出。
在一片朦胧的烟雾中，韦格纳站起身，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缓步踱到了会议室里的那张巨大的德国地图前。
韦格纳就这样静静地站着，背对众人，审视着地图。
过了将近一分钟，就在有人开始感到不安时，韦格纳才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淡然的笑容，用夹着香烟的手指了指在座的众人。
“同志们吵得好嘛！”
韦格纳开口了，
“有争论是好事，说明大家都动了脑筋，都在想办法。”
韦格纳用仿佛是在与人商讨的语气，可是他话语里的分量却丝毫不减。
韦格纳踱回桌边，没有坐下，目光首先落在克朗茨身上：
“克朗茨同志讲要铁拳，讲集中，这个说的没错。”
韦格纳用手在空中做了一个紧紧攥拳的动作，
“五个手指头伸出去，打人不疼。要攥紧了，变成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
我们现在就是要收拢五指，形成拳头！”
韦格纳的眼神变得锐利，
“但是，拳头不是越大越好，要的是精悍。
总参谋部要考虑，怎么把我们有限的好钢，用在刀刃上。
集中力量，搞出几个过得硬、叫得响的“拳头师”来，要像齐格弗里德手中的巴尔蒙克圣剑，平时深藏于宝库，一旦出鞘，便寒光凛冽，无坚不摧！”
不等克朗茨回答，韦格纳的目光又转向经济干部，语气变得诙谐起来：
“至于有人讲，我们穷，我们被封锁，没有办法。
我看不然。”
韦格纳弹了弹烟灰，继续说道：
“帝国主义者给我们关上一扇门，我们就要想办法，从窗户里爬出去，也要呼吸新鲜空气！
英国人不是松了个小缝吗？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英国人给的小窗口变成大窗户！”
韦格纳伸出两根手指，
“两条腿走路。一条，想尽办法，用资本家需要的东西，去换我们活命的粮食、治病的药品、工厂开工的原料。
另一条，眼睛向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们的工厂，不能光想着造军火，也要想想怎么回复民生，超越德国人民的战前水平！
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让德国人民看到希望，我们的政府根基才会稳嘛。”
接着，韦格纳看向了卢森堡，语气诚恳：
“卢森堡同志担心我们变成新的官僚，变成新的贵族，这个担心，我看很有道理嘛！”
韦格纳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在场的人，
“我们这些人，坐在柏林的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最容易脱离群众，变成瞎子、聋子。”
韦格纳的语气严肃起来，
“怎么办？我看，要立个规矩：
从我开始，所有委员，从今年开始，每年必须抽时间，脱下这身干部服，到工厂去当几天工人，到农村去住几天！
听听工人在骂什么，看看农民在愁什么。这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施密特同志，你的政治工作，生命力在田野和车间，不在文件堆里！”
最后，韦格纳回到地图前，凝视着欧洲的版图。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韦格纳伸出手指，虚点着几个方向，
“对英国，要“又拉又打”。
拉他谈生意，打他的傲慢。
对苏俄，是“若即若离”。
即，是同志关系；离，是独立自主。
对法国，要“隔山观虎斗”，瞅准他和英国的不和。
至于波兰的毕苏斯基……”
韦格纳轻蔑地笑了笑，
“毕苏斯基这个人啊，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我们呢，就在西边敲锣打鼓，让他这只猴子，在东边跳舞也跳不安生！”
韦格纳将烟头用力按灭在烟灰缸里，用充满自信和力量的声音，发出最后的号召：
“总之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我希望，到了明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摸着良心说，我这一年的汗，没有白流！
散会！”
会议结束后，委员们带着各自的任务纷纷离去，会议室里只剩下缭绕的烟气和满桌的狼藉。
韦格纳没有立刻离开，他走到窗边，望着柏林沉沉的夜色。
克朗茨、施密特和台尔曼也默契地留了下来。
“总算把这帮理论家和官僚打发走了，”
克朗茨舒了口气，解开领口，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
“吵得我头都大了。
现在可以说点实在的了，主席，你那“拳头师”的计划，我举双手赞成。
但资源从哪来？英国人给的那点缝，够塞牙缝吗？”
韦格纳拿起桌上的水壶，也给自己倒了杯水，又示意其他人自便。
喝了一口水润了润有些发干的喉咙，韦格纳说道：
“缝是自己撬开的，英国人给的不仅是一条缝，更是一个信号——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
韦格纳起身，走到桌前，拿起那份关于英国解禁的初步协议，
“我们要用足这个信号。
施密特同志，你那边要立刻行动起来，组织能出口的一切，哪怕是博物馆里不重要的艺术品，也要想办法换成我们急需的精密机床和特种钢材。我们要的不是救济，是重建工业的种子。”
施密特点点头，在本子上快速记录着：
“我明白。
重点是恢复我们国家的机械制造和化工能力。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自己下蛋。
不过，卢森堡同志那边……她关于基层民主的呼声，在工人中确实有市场。
完全忽视恐怕……”
“谁说要忽视了？”
韦格纳打断了施密特，眼神扫过三人，
“民主很重要，但国家建设的效率同样重要。
我们要做的，是让民主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而不是绊脚石。台尔曼同志，”
韦格纳看向一直沉默的内务委员台尔曼，
“肃反委员会的同志们，眼睛不仅要盯着外面的间谍和内部的破坏分子，也要注意我们队伍里的空谈家和投降派。
要确保政策的执行畅通无阻。”
台尔曼扶了扶眼镜：“明白。我会把握好分寸，既清除真正的威胁，也避免扩大化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基层的动向，我会安排同志们密切关注的。”
韦格纳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波兰的位置上：
“目前，我国外部最大的变数还是这里。
毕苏斯基不会甘心，他一旦在东线喘过气，或者自认为得到了法国人更多的保证，一定会回头找我们的麻烦。
克朗茨，你的“拳头”，不仅要硬，更要放在毕苏斯基能看见的地方。我要他睡觉都感觉枕边有把出鞘的剑！”
韦格纳转过身，环视三位战友：
“未来一年，对外，我们要像走在钢丝上，既要借英美的力，又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既要利用苏俄，更要防着他们。
对内，发展生产是硬道理，枪杆子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
少说漂亮话，多干实在事。
出了问题，我可是要批评你们的。”
韦格纳最后总结道：“当前阶段，就按刚才会上定的调子：
对外，利用矛盾，争取时间；对内，恢复经济，整军经武。
少说，多做。
散会前我说的那句话，也是对你们说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四人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拿起自己的帽子和文件，默默离开了会议室。
韦格纳最后一个离开，他关掉灯，房间里只剩下地图上那些被他重点标记的符号在黑暗中隐隐发光，如同这个新生共和国在迷雾中前行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