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3月，维也纳
三月的维也纳，终于有了一点春天的样子。
雪化了，多瑙河的冰层裂开了，露出下面暗绿色的水流。树枝上冒出了嫩芽，虽然还很小，但至少是绿色的。街上的人不再缩着脖子走路，偶尔有人抬起头，看一眼灰蓝色的天空，然后继续低头赶路。
但春天并没有带来希望。失业的人还是那么多，面包还是那么贵，皇帝还是那么遥远。唯一的变化是，人们不再谈论股市崩盘了——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而是因为谈够了。就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你每天看它、摸它、给它换药，但它就是不结痂。最后你放弃了，把它用绷带缠起来，假装它不存在。
雅各布·科恩已经去看过保罗四次了。每次带的东西都不多——一本书、一件旧衣服、几个苹果。修女们不再拦他，但也没有对他笑脸相迎。她们只是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在他走后把门锁上。
保罗的变化很慢，但确实在变。第一次，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次，他说了一个词：“谢谢。”第三次，他问了第一个问题：“外面冷吗？”第四次，也就是今天，他问了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开咖啡馆？”
雅各布想了想，说：“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
“您不会做饭吗？”
“会一点。但开餐馆需要很多钱。咖啡馆只需要一个壶、几个杯子、一些豆子。”
“那您为什么不卖好喝的咖啡？”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咖啡不好喝？”
“修女们说的。她们说，"那个犹太人，咖啡煮得像药。"”
雅各布笑了。“她们说得对。我的咖啡确实不好喝。”
“那为什么不煮好一点？”
“因为好喝的咖啡贵。贵了，客人就少了。客人少了，我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我就不能给你买书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本新书——这次是一本地理图册，封面上画着世界地图。
“科恩先生，”他说，“您上次说，您会回来。您真的回来了。”
“我说过，我说话算话。”
“那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不要死。”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保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哀求，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失去”的恐惧。
“我尽量。”他说。
“不是尽量。是一定。”
雅各布伸出手，摸了摸保罗的头。
“好。我一定。”
伊洛娜在三月初写了一篇关于“女性工人”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是好的反响。是坏的。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报社收到了三十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二十多封是骂她的。有人说她是“贵族婊子，装什么穷人代言人”，有人说她是“犹太人的走狗”（她不是犹太人，但骂人的人不在乎事实），还有人直接说“你应该被关进疯人院”。
但也有几封信是支持的。其中一封是一个女工写来的，只有一句话：“谢谢你看到了我们。”
伊洛娜把那封信贴在办公桌的墙上，每天看着它。
贝尔塔的病已经好了。她又回到了报社，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但伊洛娜注意到，贝尔塔偶尔会咳嗽，咳得很厉害，有时候咳出血丝。
“您应该去看医生。”伊洛娜说。
“看了。医生说是支气管炎。”
“支气管炎会咳血吗？”
贝尔塔看了她一眼。“你在怀疑什么？”
“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再检查一次。”
贝尔塔沉默了几秒钟。“等忙完这阵子再说。”
“哪阵子？”
“这一阵子。”
伊洛娜知道，贝尔塔的“这一阵子”永远不会结束。对她来说，工作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工作。停下来，就等于死亡。
她不再劝了。只是每天早上给贝尔塔带一杯热牛奶，放在她的桌上。
贝尔塔每次都喝。喝完说一句：“太甜了。”
但第二天，伊洛娜还是会放同样多的糖。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三月中旬再次邀请伊洛娜吃饭。
这次不是“四季餐厅”，而是一家开在第八区的小酒馆，卖的是匈牙利菜。伊洛娜走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久违的炖牛肉和红椒粉的味道，眼眶忽然有些发酸。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匈牙利菜？”她问。
“我调查过你。”卡尔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得意。
“你还在"关注"我？”
“不是关注。是研究。”
伊洛娜坐下了。卡尔今天穿得很随便——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袖口有些起球，头发也没有梳得很整齐。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拥有七十六个房间的王子。
“你最近瘦了。”卡尔说。
“工作忙。”
“报社的工作？”
“你知道。”
“我知道。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读了。”
伊洛娜有些惊讶。“你读？”
“我不仅读。我还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里。”
“为什么？”
“因为，”卡尔端起酒杯，“你写的东西，是这个帝国里为数不多的真话。”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下头，看着盘子里那块冒着热气的炖牛肉。
“卡尔，”她说，“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过。靠近你。”
“靠近我之后呢？”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坏。也许我会发现，你不是我想的那么好。然后我们会决定，是继续靠近，还是各自走开。”
“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吗？”
“浪费时间？”卡尔笑了，“伊洛娜，人生就是用来浪费的。区别在于，你是把时间浪费在有意思的事上，还是没意思的事上。”
“靠近我算有意思的事？”
“目前来说，是的。”
伊洛娜忍不住笑了。“你这个人，说话总是让人不知道怎么接。”
“那就不要接。吃牛肉。”
他们吃了很久。酒喝了两瓶——不是伊洛娜喝的，是卡尔喝的。他喝到第二瓶的时候，话开始多了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当王子吗？”他说。
“为什么？”
“因为当王子，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对你好，是因为你这个人，还是因为你的头衔。”
“那你怎么分辨？”
“分辨不了。所以我不信任任何人。”
“那你信任我吗？”
卡尔看着她，眼神迷蒙。“不知道。但我愿意试试。”
伊洛娜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酒杯拿开，给卡尔倒了一杯水。
“喝这个。你喝太多了。”
卡尔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然后笑了。
“你像我母亲。”
“我不是你母亲。”
“我知道。但你管我的样子，像她。”
伊洛娜叹了口气。“你醉了。”
“也许。但醉话有时候是真话。”
伊洛娜没有反驳。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卡尔趴在桌上，慢慢闭上眼睛。
酒馆里很安静。只有炉火在噼啪作响，和远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小提琴声。
她忽然想起莱奥。那个在舞会侧门站岗的年轻学员，那个在蒸汽机前笨拙地跳舞的少尉。
他在的里雅斯特。很远。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他并不远。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不会说谎的人。
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帝国里，不会说谎的人，就像黑夜里的蜡烛。
即使隔得很远，也能看见彼此的光。
莱奥在三月底收到了一封来自施密特的信。信的内容让他有些意外：
“莱奥：
我决定申请调离仓库。
不是因为我受不了无聊，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件让我睡不着的事。
仓库里不仅有"被遗忘"的弹药，还有"被遗忘"的军粮。整整三百箱，1866年生产的，已经过期了。但主管说，"过期也没关系，发下去照样吃"。
我问，"吃了生病怎么办？"主管说，"生病了有军医院。"
我问，"军医院治不好呢？"主管说，"那就写阵亡通知。"
我觉得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了。
我已经提交了调离申请，想去一线部队。哪怕像你一样守炮台，也比在仓库里看着过期粮食发霉强。
施密特”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在枕头下面。
他想起施密特在军事学院的样子——总是笑，总是说话，总是请别人喝咖啡。他以为施密特是一个不会认真的人。
但他错了。
认真的人，不一定是那些板着脸、不说话的人。
有时候，最会笑的人，心里装着最多的东西。
他拿出纸和笔，给施密特回信。只写了一句话：
“来炮台吧。这里的风很大，但至少能看到海。”
雅各布在三月底遇到了一个难题。
保罗的资助费用比他想象的高。每个月买书、衣服、食物的钱加起来，已经占到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一。再加上房租、进货、税费，他已经快攒不下钱了。
“你应该减少资助。”费伦茨说。
“不能减。”
“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过他。”
“你答应过很多事。比如，把咖啡煮好喝一点。你做到了吗？”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知道费伦茨说得对。但他也知道，有些事，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我会想办法多赚点钱。”他说。
“怎么赚？”
“不知道。但总会有办法的。”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固执了。”
“我只是不想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帮他。”
费伦茨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
雅各布坐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的街。天快黑了，路灯还没有亮。街上的人影模模糊糊，像一群幽灵在游荡。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穿皮草的女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她去了哪里？她还在找马萨里克吗？她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他不知道。
但直觉告诉他，她没有放弃。她只是在等。
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就像一只猫，蹲在老鼠洞前，一动不动。
老鼠以为猫走了，刚探出头，就被一爪子按住了。
他不做老鼠。
他要做猫。
莱奥在三月的最后一天，做了一件事。
他写了一封信给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信的内容很简单：
“男爵阁下：
谢谢您的"做得好"。
我想问您一件事：您觉得，帝国还能撑多久？
不是因为我希望它倒。而是因为，我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做准备。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之后，站在邮局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他不知道男爵会不会回信。也许不会。也许回了，但答案不是他想听的。
但问出来，心里舒服了一些。
有些问题，不是为了答案，而是为了问。
回到炮台，马蒂奇正在擦炮。独臂老兵的动作很慢，但很仔细，每一寸炮管都要擦三遍。
“军士长，”莱奥说，“您有没有想过，帝国倒掉之后，您去干什么？”
马蒂奇停下手中的活，看了他一眼。
“回克罗地亚。种地。”
“您会种地吗？”
“不会。但可以学。”
“那如果帝国不倒呢？”
“那就继续擦炮。”
莱奥笑了。“您真简单。”
“简单的人活得久。”马蒂奇继续擦炮，“复杂的人，想太多，睡不着，死得早。”
莱奥没有再说话。他拿起一块抹布，蹲下来，跟马蒂奇一起擦炮。
两双手，一老一少，在冰冷的炮管上留下体温。
海风吹过来，带着春天的味道。
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