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那个解读了青花瓷碗刻字的人，姓沈。和沈鹤亭同姓，和第八百年前的守塔人同姓。我在资料室坐到闭馆，把那封信看了又看。字迹工整，每一笔都很稳，不像普通人写的，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考古学家？语言学家？还是一个知道内情的人？我给博物馆的管理员留了一张纸条，问他能不能帮我找到沈念的联系方式。他说沈念不是馆内的人，信是寄来的，
从泉州到厦门，动车不到一个小时。厦门大学在思明区，靠着海，校门外的椰子树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我去历史系打听沈念，系里的老师说，沈念确实是这里毕业的，五十年代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八十年代退休了。退休之后搬去了鼓浪屿。
鼓浪屿。一座小岛，隔着海与厦门相望。岛上有老别墅，有石板路，有钢琴声从窗户里飘出来。沈念住在岛北边一栋两层的旧楼里，楼下是一家卖鱼丸的铺子，楼上住人。楼梯窄，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二楼的门虚掩着，我在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进来吧。”
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桌靠窗，窗外是海。一个老头坐在轮椅上，背对着我，面朝窗。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头顶秃了一块，露出淡粉色的头皮。轮椅旁边放着一摞书，最上面一本是《泉州海外交通史》。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
“沈老？”
他转过头看着我。浑浊的、淡灰色的眼睛，和塔里那些尸体的眼睛不一样，但他的眼神和塔里那具“子时”尸体看我的眼神一样。他在看我，不是在看我这张脸，是在看我脸上的什么——那道疤？那道已经不在左手、正在右手长的疤？还是我脸上的骨头？
“你来了。”他说。
“你认识我？”
“不认识。但我等你很久了。”
他伸出手，枯瘦的、布满老年斑的手，抓住了我的左手。他低头看着我的左手拇指，那里没有疤，疤在右手。他皱了一下眉头，又抓起我的右手，看到了那道疤。他的手指按在疤上，摸了很久。
“还在。”
“还在。”
“它换手了。”
“换手了。”
他松开我的手，看着窗外。海是灰蓝色的，天也是灰蓝色的，分不清界线。远处有一艘船，慢慢移动。
“你是第几个？”他问。
“什么第几个？”
“第几个林深。”
他转过头看着我。“1956年那个，你知道吗？”
“知道。我查过他的档案。”
“1960年那个呢？”
“他也回来过。”
“1986年呢？”
1986年。我出生的那年。
“沈老，你怎么知道这些？”
他沉默了很久。海风吹过来，窗台上的灰尘被吹起来，在阳光里飘。
“因为我是沈鹤亭的后代。”
沈鹤亭。第一任守塔人。八百年前在亚马逊建塔的那个人。沈念是他的后代，不是沈家的血脉，是沈鹤亭下去之前留在大陆的另一个后代。
“我爹跟我说过，我们家有一个人在塔里。”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不是死了，是在下面。在等。”
“等谁？”
“等人去换他。”
他看着我的脸。
“你就是那个人。”
我没回答。他也没再问。两个人坐在那里，隔着窗台，看着远处的海。
“沈老，你寄给博物馆的那封信，解读了青花瓷碗上的刻字。古雅诺马米语。你怎么会的？”
“不是我学的，是我梦里学的。”
“梦里？”
“年轻的时候，我连续做了一个月的梦。梦里有人教我说话，那种语言不是中文，不是任何我知道的语言。我醒过来，一句一句记下来，对照雅诺马米语的资料，发现是古雅诺马米语。”
“谁教你的？”
“他。”
“他是谁？”
“沈鹤亭。他不在塔里了，他在上面。从塔里出来了，在找我。”
“找你干什么？”
“等他找到了，就知道了。”
他从轮椅底下抽出一个铁盒子，锈迹斑斑，上面的漆掉得差不多了。打开，里面是一摞信纸，发黄的，边角卷曲。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56年，最后一封是1986年。
“这些信，是林深写给我的。”
1956年的林深，失踪前给他写的信。
我打开第一封。
“沈念同志，我是林深。1956年援外项目测绘员。我在亚马逊发现了一座塔，塔里有一具尸体，脸上长着我的脸。手上有一道疤，和你手上的疤一样。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姓沈。你应该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请你告诉我。”
信的最后附了一个
我打开第二封。1960年。
“沈念同志，我回来了。从塔里出来了。但我还要回去。它在我手上写了字，"死亡等我"。我出来之后，它还在写。它要催我回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三封。1970年。
“沈念同志，我在梅县。我爹去世了。我在他坟前坐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想。不是不想，是想不起来了。塔里的东西，我记不清了。只有这道疤还在，还在长。”
第四封。1986年。
“沈念同志，这是最后一封信。我要走了。不是去塔里，是去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的身体不行了，这道疤长满了我的整只手，开始往胳膊上蔓延。我知道我会死。我死了，这道疤会传给下一个人。沈念，帮我找到他。告诉他，不要来。”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铁盒子里。窗外海很蓝，天很蓝。
“沈老，1986年之后，还有信吗？”
“没有了。他死了。”
他看着我。
“他死了，你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