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为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巴蜀的割据政权，由孟知祥一手奠基创立，是唐末五代乱世之中巴蜀地区继前蜀之后的第二个地方王朝。开国君主孟知祥，祖籍邢州龙岗，即今日河北邢台一带，出身河朔地方望族，家族在唐末藩镇割据的乱世中，便已是河北地界极具实力的武装世家，世代盘踞地方、拥兵自保，见证了唐末藩镇混战、梁晋争霸的百年乱局。
孟知祥的叔父孟迁，是唐末河朔藩镇的重要势力将领。唐末天下崩乱，藩镇各自割据，孟迁凭家族势力与部曲兵马，牢牢掌控邢州、洺州、磁州三州之地，疆域涵盖今河北邢台、永年、磁县一带，割据一方，号令自主，成为河北中部不可忽视的割据力量。彼时河东晋王李克用势力急速扩张，攻略河朔诸州，孟迁不敌晋军兵锋，兵败归降，被李克用收编，之后奉命镇守泽潞地区，也就是今山西泽州、长治一带的军事要地，扼守河东东南门户。
其后梁晋争霸白热化，汴梁朱温的后梁大军屡次兴兵进攻河东晋国辖地，兵锋直指泽潞重镇。值此军情危急之际，孟迁审时度势，见晋军疲于多线作战、局势岌岌可危，遂举泽潞全境投降后梁，背晋投汴，成为梁军制衡河东的关键棋子。乱世之中，家族取舍往往各有抉择，孟知祥的父亲并未随孟迁降梁，始终坚守本心，独自留居河东，忠心侍奉李克用，为孟氏一族在河东留存了立足根基，也为日后孟知祥跻身晋廷权贵埋下伏笔。
李克用坐镇太原、称霸河东期间，素来识人善任，尤为器重文武兼备、沉稳有度的孟知祥，深知其胸有谋略、才干卓绝。为笼络这一青年才俊、稳固君臣羁绊，李克用亲做媒妁，将自己幼弟李克让的女儿许配给孟知祥，结为姻亲。自此孟知祥成为晋室宗亲，身份愈发尊贵，得以跻身河东核心圈层，凭借家世、才干与姻亲关系屡获擢升，累次升迁至亲卫军使，执掌晋王贴身禁军，深得李克用信赖。
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病逝，其子李存勖承袭晋王位，是为后唐庄宗。新王即位，着手整顿朝局、提拔心腹，深知孟知祥沉稳干练、擅长机变，遂将其召入中枢，拜为中门使。中门使一职总揽军机密务、参决内外机要，是晋王身边最核心的机要职务，非亲信重臣不能担任。
在李存勖与后梁太祖朱温长达十余年的旷世争霸中，大小百余战，局势瞬息万变。孟知祥常驻中枢、参赞军机，每逢军情急变、政令疑难，皆能从容谋划、随机应变，处置公务干净利落、毫无滞留拖沓，所有军务政务皆能妥善落地，凭借出众的政务能力与战略眼光，深得李存勖的绝对信任，成为晋廷不可或缺的核心谋臣。
但孟知祥深谙乱世官场凶险，洞悉中枢权柄的杀伐危机。彼时晋朝中门使权重责重，极易招致君主猜忌、朝臣构陷，历任任职者大多获罪被杀、鲜有善终。看透这一朝堂规律后，孟知祥心生退意，为求自保，主动举荐当时名望才干俱佳的郭崇韬接替自己的中门使要职，主动规避中枢高危职位。李存勖应允其请，改授孟知祥马步军都虞候，执掌部分禁军军纪，既保全了君臣体面，也让自己远离了权力漩涡中心。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历经苦战，终于攻灭后梁，终结梁晋百年对峙，定都洛阳，建立后唐政权。李存勖登基为帝，以太原为龙兴之地，定为北京，特意委任根基深厚、忠诚可靠的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镇守后唐龙兴根本之地，足见其对孟知祥的倚重与信任。
此时的孟知祥，身兼三重尊贵身份：一是与庄宗李存勖的郎舅姻亲，属于皇室至亲；二是追随两代晋王的开国元勋，屡立大功；三是当朝重臣郭崇韬的举荐恩人，朝堂人脉根深蒂固。同光三年（925年），庄宗决议伐蜀，命郭崇韬为主帅率军西征。出征前夕，郭崇韬心系蜀地镇守人选，特意向庄宗进言举荐：“臣等此番平定蜀地，陛下择重臣镇守西川，纵观朝野内外，论才干、声望、稳重，无人能出孟知祥之右。”
正是这一番举荐，敲定了孟知祥入蜀割据的命运走向。同年，后唐大军顺利攻灭前蜀，平定三川之地。蜀地初定、百废待兴，庄宗即刻下诏，正式任命孟知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副大使，镇守富庶西川；同时任命随军伐蜀、参预军机的行营右厢马步军都虞候董璋为东川节度副大使，分镇东川。东西二川分治、重臣镇守，标志着后唐正式完成了对巴蜀地区的接管，中原王朝对蜀地的统治就此确立。
然而蜀地初平，局势暗藏汹涌，隐患重重。后唐西征大军破蜀之后，军纪涣散，将士肆意劫掠府库财物、掳掠百姓人口、侵扰市井民生，暴虐行径彻底激起了蜀地民众的强烈反抗。同时，前蜀残余旧臣、地方将领心怀不甘，趁蜀地局势混乱纷纷举兵反叛，州县骚乱、烽烟四起，整个巴蜀大地动荡不安，远未安定。
彼时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尚未抵达成都赴任，大军主帅郭崇韬为稳住局势，只能紧急调遣将士分路征讨叛兵、安抚州县，迟迟无法率军班师回洛阳。郭崇韬久留蜀地、手握重兵、独掌蜀地军政大权，引发了远在洛阳的庄宗的深深猜忌，疑心其拥兵自重、割据自立。为探查虚实、监视动向，庄宗派遣宦官向延嗣远赴蜀地劳军，实则暗中窥探郭崇韬的一举一动，搜集罪证。
郭崇韬性情刚正，素来憎恶宦官专权乱政，平日里对宦官群体多有压制，早已招致宦官集团的集体怨恨。其中，随军监军宦官李从袭对郭崇韬最为忌惮，日夜想要除之而后快。待向延嗣抵达蜀地，李从袭即刻与其暗中勾结、合谋构陷。二人回京之后，刻意捏造罪状，向庄宗谗言，谎称“蜀地府库珍宝、金银财货尽数被郭崇韬私吞”，更是恶意诬陷郭崇韬心存异志、私蓄势力，意图谋害随军的魏王李继岌，图谋割据蜀地自立。
庄宗本就疑心深重，听闻谗言后勃然大怒，即刻再遣宦官马彦珪赶赴蜀地，暗中观察郭崇韬动向，伺机处置。马彦珪临行前，暗中拜见刘皇后，转述谗言。素来干预朝政、心性狠戾的刘皇后，未经查实便私自下达教令，授意马彦珪矫诏魏王李继岌，就地诛杀郭崇韬。
同光四年（926年）正月，马彦珪抵达成都，次日便假借诏令，诛杀郭崇韬，并大肆株连，将郭氏一族尽数诛灭，酿成惊天冤案。
就在郭崇韬满门被诛、蜀地人心惶惶之际，孟知祥方才抵达成都正式赴任。此时蜀中诸将目睹郭崇韬无罪被诛、权臣顷刻覆灭，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军心民心彻底浮动，蜀地局势濒临失控。孟知祥临危受命，展现出极强的控局能力，当即以朝廷名义发布政令，逐一抚慰随军将士、安抚地方官吏百姓，晓谕安稳人心、赦免无辜，短短时日便稳住动荡局势，让蜀中人心稍稍安定。
郭崇韬无罪族诛一案，成为后唐国运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更是后唐统治危机全面爆发的***。庄宗宠信宦官、诛杀功臣、滥施刑罚，导致朝野寒心、君臣离心，朝堂乱象丛生，地方将领人人猜忌，后唐短短数年的盛世基业轰然崩塌，中央权威一落千丈，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急剧衰减。而这场朝堂内乱，也为远镇西川的孟知祥暗中积蓄实力、割据自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
同光四年（926年）正月，平定蜀地的主帅魏王李继岌见蜀中局势稍稳，率军启程班师回朝。大军行至剑州（今四川剑阁）时，随军先锋大将李绍琛骤然发动兵变。李绍琛本是降将，感念旧主朱友谦追随后唐屡立大功，却最终蒙冤惨遭族诛，心中积怨极深，又见朝廷诛杀功臣、赏罚不明，心生反意。
兵变爆发后，李绍琛率部回师西川，一路势如破竹，攻破汉州，自立为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大肆招纳蜀地流民、溃兵，短短数日麾下兵力便增至五万余人，声势浩大，再度引发蜀地大乱。
危难之际，孟知祥临机决断，迅速调遣麾下大将李仁罕为主力，联合朝廷将领任圜、东川节度使董璋，合兵征讨叛军。联军协同作战、奋勇平叛，一举击溃李绍琛叛军，斩杀李绍琛，彻底平定这场大规模兵变。
战乱平息后，孟知祥深知蜀地历经兵祸、民生凋敝，随即推行安民之政：甄选清廉贤良的官吏治理州县，废除后唐大军入驻以来增设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之法，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赦免乱世流民，颁布宽大政令，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与蜀地百姓重整生机、开启新局。同时分遣诸将清剿各地残余乱兵、叛党，彻底肃清蜀中动乱势力，让动荡已久的巴蜀之地终于恢复安定。
然而中原大地的乱世浩劫，才刚刚拉开序幕。同光四年（926年）二月，河北贝州（今河北清河）爆发大规模士兵兵变，乱兵席卷河北，朝野震动。庄宗紧急派遣养父、战功卓著的李嗣源率军北上征讨平叛。不料大军行至魏州（今河北冀县），麾下士兵再度哗变，强行拥立李嗣源为主，逼迫其起兵反唐。李嗣源进退无路，顺势顺应军心，登基称帝，是为后唐明宗，改元天成。
中原政权彻底颠覆，洛阳朝堂陷入大乱。同年四月，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洛阳兵变中被乱兵诛杀，仓促落幕；奉命回朝平乱的魏王李继岌，见大势已去、江山易主，绝望自尽。短短数月之间，后唐皇室覆灭、皇权更迭、朝堂分裂、天下大乱，中原中央政权彻底失去了对远方巴蜀藩镇的有效管控与震慑力。
眼见中原社稷倾覆、朝廷内乱不休、中央权威尽失，镇守西川的孟知祥心中格局彻底改变，自此暗生割据蜀地、称王称帝的大志。表面上，他依旧恪守君臣礼数，尊奉后唐朝廷号令，维持藩镇臣子的本分，不显露半点反意；暗地里，他全力整军经武、扩充实力，大肆招募兵马、训练精兵甲士，陆续增设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多支精锐新军，全部交由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绝对亲信心腹统领，牢牢掌控西川全部兵权，日夜为日后蜀中称帝、割据自立积蓄力量、铺垫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