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的最后一个月，谅山边防哨所的日子越来越难熬。
连长赵大勇是桂省平乐人，原先是第七军的排长，南撤时被留下来守边境。
他的哨所在山腰上，木板房，铁皮顶，屋里生个炭盆，到半夜还是冻手冻脚。
自从从上头下了死命令，边境全线封锁。
巡逻队从每天两趟加到四趟，铁丝网加高，地雷区往外扩了五十米。
鹰酱顾问说这叫建立可控边界，赵大勇不懂这些词，就知道一件事。
现在想从北边过来，难了，但人还是不停的往这边来。
起初是零星的，三五成群。
大多是边境的普通农民，拖家带口，背着包袱，说老家日子不好过，听说南华这边分田分地，想来讨生活。
按政策，这些人要查身份，没问题的送到后方安置点，该分田分田，该安排活计安排活计。
可最近半个月，来的不一样了。
这天下午，赵大勇正带人在三号界碑附近巡逻，步话机响了：“连长，四号哨卡抓到一伙人，二十几个，您来看看。”
赵大勇赶到时，那伙人正蹲在哨卡外面的空地上，被四个兵看着。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二十来口子，衣衫倒不算破烂，但满脸风霜，鞋上全是泥。
有几个女人在抹眼泪，小孩子冻得发抖。
带班班长过来汇报：“查过了，都是荔浦那边过来的。领头的是个姓黄的。”
赵大勇皱眉，大冬天的，怎么拖家带口过来了？
他走过去，蹲在领头那个老头面前。老头六十上下，穿着藏青棉袍，虽然脏了，料子看得出是好料子。
他脸上皱纹很深，眼神不停的躲闪。
“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赵大勇问。
老头声音沙哑：“黄德贵。荔浦黄家村的。”
“干什么的？”
黄德贵嘴唇哆嗦了一下，没答话。
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接话：“长官，我们是种田的，想过来讨口饭吃。”
赵大勇看了他一眼：“种田的？手伸出来我看看。”
男人伸出手。掌心有茧，但不算厚，手指细长，指甲缝干净，不像常年下地的。
赵大勇站起身，对班长说：“搜他们的行李。”
几个兵上去，把那些人带来的包袱、箱子打开。
这一开，哨卡前安静了。
金银首饰、玉器、大洋、还有一捆捆的纸，赵大勇拿起一看，是地契。
黄家村水田一百五十亩、旱地三十亩、山林八百亩……
一张张写得清清楚楚，盖着旧政府的红印。
赵大勇把地契抖开：“种田的？黄德贵，你家的田够一个村的人种了。”
黄德贵脸白了，扑通跪下：“长官饶命！我们真是走投无路了才过来的！”
他这一跪，后面那些男男女女全跪下了，哭成一片。
赵大勇让他们起来，带到哨所里问话。
炭盆烧着，暖和了些，黄德贵才断断续续说了实情。
黄家在荔浦是大户，从清朝时候就是地主，传到黄德贵这代，有田有山有铺面。
去年桂军南撤时，当时还留在境内的张文东派人到荔浦，劝乡绅富户一起走，说留下恐怕田产不保。
黄德贵搓着手：“我当时想啊，田是祖产，哪能说丢就丢？再说了，改朝换代多少回了，哪回不是换个收租的？
我们黄家守法纳税，种地交租，天经地义。张长官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故土难离啊……”
他就留下来了。
起初几个月确实没事，黄德贵还觉得，自己赌对了。
可到了秋天，事情变了。
黄家二十多口人，一亩地都没留下，都分给了佃户。
黄德贵声音微微颤抖，“这还不算，上个月，村里把我爹的坟平了，说占地太多，要改成菜地。
我爹民国二十二年走的，坟修得是大了点，可那是风水先生看的地啊......”
他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
旁边一个中年女人，他儿媳妇接过话：“长官，我们真是没法子了。成分一定，孩子上学都不让去，说地主崽子要劳动改造。
我男人天天被拉去修路，回来一身伤。再待下去，命都没了。”
赵大勇默默听着。
他是贫农出身，小时候给地主扛过活，吃过苦。
按说他该恨这些地主老爷，可看着眼前这一家子老小，冻得发抖，吓得够呛，又觉得可怜。
他指指收缴的东西：“你们带这些金银细软，路上没被抢？”
黄德贵的儿子开口了：“走了半个月山路，白天躲，晚上走，遇见好几伙土匪，抢了一半去。剩下的这些……是我们全部家当了。”
赵大勇走出屋子，点上支烟。
鹰酱顾问杰克走了过来，他常驻谅山，负责指导防务。
“赵，这些人怎么处理？”杰克用生硬的中文问。
“按条例，查清身份，没问题的送安置点。”
杰克看看屋里：“他们是大地主。按照他们的理论，是剥削者。太可怜了，也只能来到这里才能生活。”
赵大勇吐口烟：“上尉，不管以前是地主还是贫农，只要遵纪守法，就是公民。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杰克笑了笑：“本该就是这样的。”
处理完手续，天快黑了。
赵大勇让炊事班给这二十多口人做了热饭，青菜炖罐头肉，白米饭管饱。
那些人吃得狼吞虎咽，小孩子连碗底都舔干净。
饭后，黄德贵找到赵大勇，小心翼翼问：
“长官，我们到了安置点，真能分到地？”
“能。一人五亩，头三年租子两成。但话先说清楚，地是国家的，你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干得好，三年后可以续租。”
黄德贵连连点头：“够了够了，有地种就行。”
正说着，哨所外又来了人。这次是一家四口，夫妻俩带俩孩子。
男人穿中山装，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一问，是对面的中学教师，姓周。
周老师摘下眼镜擦，开始哭诉：“我也是蠢，当初张长官派人到学校，说南华缺老师，待遇从优，还分房。
我想着，我是教书的，到哪不是教？再说桂林是老家，舍不得走。”
他留下继续教书。起初还好，新政府重视教育，学校照常上课。
但慢慢地，教材换了，要教新思想、新政策。
这也没什么，教书育人嘛。
可到了十月份，学校开始思想整顿，所有教师要交代家庭背景、社会关系。
周老师家是小康，父亲做过小生意，有几间铺面。
这一交代，坏了。
成分划成小资，教学资格被审查，课不让上了，调到后勤科搬书。
“搬书我也认了，可他们要我揭发同事，说谁谁谁讲过反动话，谁谁谁藏书没上交。
我不肯，就成了顽固分子。工资停发，房子要收回去，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骂资产阶级狗崽子。”
他妻子在旁边哭：“长官，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孩子天天回家哭，说同学不跟他玩，老师也不管。再待下去，孩子这辈子就毁了。”
赵大勇给他们登记，安排食宿。周老师临走前，忽然问：“长官，南华那边，还缺老师吗？”
赵大勇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人，他欢喜道：“缺，缺得很。新办的小学，一个县缺几十个老师。
你有文化，过去考核过了就能上岗。工资不低，一个月八十南华元起。”
周老师眼睛红了，连连鞠躬：“谢谢，谢谢！”
夜深了，赵大勇在哨所值班室写日志。
今天接收了三十七名老乡，其中地主家庭两家，知识分子一家，其余是普通农民。
他想起去年南撤时，张文东苦口婆心劝那些人走，说“时局变了，留下要吃亏”。
很多人不听，觉得张文东危言耸听。
现在呢？拖家带口，翻山越岭，跑到这边来求一条活路。
杰克上尉进来，递给他一杯热咖啡：“赵，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边在消灭阶级，你们在接收阶级。”
赵大勇喝口咖啡，苦的，他至今还喝不习惯这玩意。
“上尉，我们总统说过一句话：统治者就是阶级的本身。
地主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来了能种地、能教书，就是有用的人。
至于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他摇摇头，“不重要。”
窗外，寒风呼啸。
哨所里，新来的那些人挤在通铺上睡着了，鼾声起伏。
赵大勇继续写日志。
明天这些人会被送往下游的安置点，分田的分田，安排工作的安排工作。
而北边的边境线上，还有多少人正在往这边来，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道边境线两边，正在长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而他守在这里，就是要让想过来的人，能有一条活路可走。
这就是他的任务。
简单，也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