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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扶我卿云志,我赠村民万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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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文学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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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涛看着老搭档,知道他是认真的。 《萌芽》已经太久没有这样的爆款了,好不容易抓住一个,绝不能放手。 “我亲自去。”陈文涛说。 “不,让小王去。”赵明诚摇头,“你是副总编,坐镇编辑部。让发行科的小王去,年轻人腿脚快。再让财务科准备现金……要新钞,用红纸包好。” 陈文涛明白了。 这不是简单的送稿费,这是一种姿态,一种诚意。 《萌芽》要让周卿云知道,他们有多重视他,有多感激他。 “还有,”赵明诚补充道,“告诉小王,态度要恭敬。周卿云现在是咱们的财神爷,不,是咱们的救星。” 上午十点,发行科的小王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六千七百五十元现金,还有赵明诚亲笔写的一封信。 小王今年二十五岁,进杂志社三年,从来没接过这么重要的任务。 出发前,陈文涛特意交代他:“见了周卿云,就说杂志卖疯了,全是托他的福。问他有没有新作品的思路,有的话,《萌芽》全力支持。” 小王骑得飞快。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刀割一样,但他心里火热。 他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个奇迹……《萌芽》单期销量突破五十万册的奇迹。 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在复旦。 同一时间,《萌芽》编辑部依然忙碌。 到上午十一点,新的销售数据出来了,昨天一天,加上今天上午的预售,总销量已经突破二十五万册。 “破纪录了!”有人喊了一声。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欢呼声。 赵明诚站在办公室中央,看着这些激动的编辑,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他知道,这个纪录只是开始。如果下个月《山楂树之恋》的后半部分能保持销售水准,如果周卿云能继续创作,那《萌芽》复兴的道路,就真的畅通无阻了。 但前提是,要留住周卿云。 现在全国多少杂志在盯着他? 《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哪一个不想抢他? 《萌芽》虽然有@精华书阁首发优势,但优势不大。 必须拿出诚意。 赵明诚回到总编室,开始起草一份新的合同。 不是单篇作品的合同,而是长期合作的合同。他要给周卿云最好的条件……最高稿费,最优版面,最大自由度。 只要周卿云愿意,他可以成为《萌芽》的签约作家,甚至可以参与杂志的选题策划。 这是一场赌博。 但赵明诚愿意赌。 他赌周卿云的未来,赌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不会枯竭。 窗外,上海的冬日阳光终于穿透云层,照进办公室。赵明诚放下笔,走到窗前。 远处是这座城市的轮廓,近处是弄堂里升起的炊烟。 他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刚进《萌芽》时的样子。 那时候他也是个文学青年,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文学可以改变世界。 后来,他渐渐怀疑了。 市场化了,读者口味变了,纯文学的空间越来越小。 他以为自己会看着《萌芽》慢慢衰落,最后成为历史。 但现在,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用一篇二十二万字的小说,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 “周卿云……”赵明诚轻声念着这个名字,像念一句咒语。 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能走多远。但他知道,《萌芽》要陪他一起走。 这一路,或许坎坷,或许艰难。 但值得。 因为文学不死。 因为希望永在。 因为总有人,在星光下赶路,在时光中前行。 …… 复旦307宿舍。 小王离开后,宿舍里陷入一种奇异的安静。 桌上摊开着六叠钞票,每叠一千元,用银行的白纸带捆扎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叠散的,七百五十元,用红纸包着。 六千七百五十元现金,在这个人均月收入不足百元的年代,铺在桌上,像一座小小的、沉默的山。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那些崭新的“大团结”上,纸币上的工农兵图案在光线下泛着油墨特有的光泽。 王建国、李建军、陈卫东、陆子铭都站在桌边,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 周卿云坐在桌前,静静地看着这些钱。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眼神平静得不像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前世他做副教授时,也见过比这多得多的钱……科研经费、课题拨款、稿费版税。 但这一世,作为陕北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这笔钱的重量是不同的。 这不仅是钱,这是认可。 是一个年轻人用二十二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挣来的尊严。 “卿云……”王建国先开口,声音有些干涩,“这……这都是你的?” “嗯。”周卿云点头,“《山楂树之恋》的稿费。千字三十,二十二万五千字。” 李建军咽了口唾沫:“六千七百五……我们村去年全村的工分分红,也没这么多。” 陈卫东推了推眼镜,罕见地没有进行经济学分析,只是低声说:“卿云,你值得。” 陆子铭站在最边上,看着那些钱,又看看周卿云平静的脸,轻声说:“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激动。” 周卿云笑了。 他站起身,开始整理那些钞票。 动作很慢,很仔细,一张一张地数,一叠一叠地整理。 他的手指抚过纸币的边缘,感受那种崭新的脆硬感。 “激动过了。”他说,“昨晚拿到销售数据的时候,就激动过了。现在看着这些钱,我在想的是……它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所有人都听出了里面的分量。 六千七百五十元。 在这个万元户就是富豪的年代,这是一笔可以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巨款。 周卿云把钱重新包好,装进小王留下的帆布袋里。 帆布袋很普通,灰蓝色的,印着“上海”两个字。 但此刻,它装着一个年轻人一整个冬天的笔耕不辍,装着二十二万个字的重量。 “我出去一趟。”他说。 “去哪?”王建国问。 “邮局。”周卿云拎起袋子,“把钱寄回家。” “全寄?” “留三千,剩下的全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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