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龙天用了将近三年时间，从一片战火废墟中一点一点拼回来的和平。那些曾经在泥泞和弹坑中挣扎求生的人们，如今已经习惯了朝九晚五的节奏，习惯了每天早起能看到新鲜的蔬菜和肉类的集市，习惯了孩子放学后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跑回家来的身影。
林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那些正在行走的人群，心里有一种踏实感。他最近的工作中心已经从汽车与日用品制造，全力转移到了移民工作上。滇军团控制区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工厂需要更多熟练工人，学校需要更多教师和生源，农场需要更多劳动力，军队也需要更多兵源。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需要更多人口。
“按照您的意思，至少还要三千万的移民才够用。”林译拿着一份统计报表，站在龙天的办公桌前，眉头微微皱着，“目前整个滇军团控制区的华人人口大约在两千五百万左右，虽然比两年前翻了好几倍，但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差很远。天竺、波斯、阿非利加洲都在开发中，每一个新纳入的领土都需要大量人口去填充。尤其是需要受过教育的技术工人、教师、工程师和医生。”
他把报表翻了一页：“而且，近期日军攻势颓废，边境线稳定下来之后，通过战争渠道的难民数量大幅减少，移民速度也缓了下来。以前每个月能接收十几万难民，现在连五万都不到。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要达到三千万的目标，至少还需要好几年。”
林译也是焦头烂额。他又不能直接问总部那边要人，让他搞这些小动作，已经是总部那边的最大极限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在任何时代都是敏感话题，他只能在既有的渠道内想办法，把宣传工作做到位，让更多的人主动选择来投奔滇军团，而不是靠强制或欺骗的手段。
“只能加大宣传了。”林译说，“去那些贫穷吃不饱饭的地方，将滇军团的优势宣传出去。让那些还在地主压迫下挣扎、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知道，滇军团这边有土地、有工作、有学校、有安全。我们不需要强迫任何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这里有更好的生活，他们自己就会来。”
龙天微笑。他早就有了准备方法，那就是派能说会道者回去，让其四处扩散，之后再按人头给奖金。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策略，但胜在简单有效——让那些已经尝到甜头的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说服其他人。
“这是我的手令。”龙天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已经签好字、盖好章的文件，递给林译，“去那些营销公司直接要业绩不错的员工。让这些人回到自己老家去，好好进行宣传。不用打官腔，不用背政策，就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故事。老百姓信得过自己的同乡，胜过信得过任何纸面上的宣传。”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尤其是教师与学生——这些人要是拉过来了，奖金翻倍。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高素质人才，工厂里的熟练工人可以慢慢培养，但教师和工程师是培养不出来的，得靠引进。我有新的征兵计划，要更多的人口，而且必须是华人。这些人来了之后，不但可以填补产业空缺，还可以为后续的兵源提供基础。”
林译接过手令，郑重地点了点头：“是，总座！”
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步伐比进来时轻快了不少。困扰他多日的移民问题，龙天只用了几句话就给出了一个粗糙而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个方案不是最优雅的，但在这个阶段，它可能是最管用的。
林译的动作很快。
他带着龙天的手令，直接去了总部最大的几家营销公司和广告公司。龙天的手令在这些公司里就像一道圣旨——那些原本还对员工调配有些犹豫的老板，在看到手令上那个红色印章和签名的瞬间，全都收起了所有异议。
大部分公司都很识相地遵循命令，把业绩最好的推销员名单交了出来。有个小公司的老板不太愿意放人，嘀嘀咕咕说“我这边也缺人”，林译没有和他争论，只是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那位老板就被调去阿非利加洲单枪匹马搞房地产生意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这件事上拖延。
一天后，总部东郊一个临时征用的营地门口，几万名推销员陆续到达。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司，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履历，有的擅长卖日用品，有的擅长推销汽车，有的原来就是做保险和地产生意的。他们穿着各自带来的服装，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穿衬衫长裤，还有几个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站在队列里有些拘谨。但不管他们原来的穿着如何，一旦被选中进入这个队伍，他们就成了滇军团移民工作的先锋。
这些人在营地里接受了为期几天的集中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群众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如何建立信任，如何用对方熟悉的话语体系来讲新的事物，如何把“去滇军团”这个抽象的概念转化为“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所孩子可以免费上学的学校”这样的具体图景。还有演讲技能的训练——让他们在台上练习，反复讲，反复改，直到那些话语能够自然而流畅地从嘴里流出来，像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背下来的脚本。
负责培训的教官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去卖东西的。你们是去给你们的同乡一个机会。你们自己就是从那些地方走出来的，你们最清楚那里的人需要什么。不用讲大道理，不用背书上的政策，就把你们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把你们在滇军团的生活告诉他们。”
那些推销员们听得很认真。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个月前还和那些村民一样在贫困线挣扎，现在他们穿着得体的衣服，拿着稳定的工资，住在分配好的房子里。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几天后，第一批推销员出发了。他们被分批送往不同的港口和边境口岸，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有时是正规的轮船和火车，有时是夜间偷渡的小船，有时是经过当地官员默许的卡车车队——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这是一个坐落在山沟里的小村子，周围是连绵的丘陵和贫瘠的梯田，地里种的玉米和红薯勉强够村民们填饱肚子，遇到灾年还得靠野菜和树皮充饥。村口有一棵歪脖子槐树，树下常年坐着几个老人，他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抽着旱烟，偶尔聊几句家常，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地看着那条通向山外的土路。
刘旭就是沿着那条土路走回来的。
三年前他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时候，穿着一件破旧的单衣，脚上是一双磨穿了底的布鞋，口袋里只有几块干饼。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没有人送他，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三年后他回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洋装，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手腕上戴着一块银色的手表，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整个人看起来和那些从城里来的干部没什么两样。
“我屮，二蛋子！”一个男人从田埂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刘旭面前，围着他转了一圈，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你这是干嘛去了？竟然弄得这么富有！这洋装这手表，没几块大洋下不来到吧！”
说话的人叫大棍，是刘旭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膀大腰圆，力气大，但脑子不太灵光，在村里帮人干农活混饭吃。他伸手想摸摸刘旭那件洋装的布料，又怕把自己的泥手弄脏了，尴尬地缩了回去。
刘旭站定脚步，拍了拍大棍的肩膀，那动作熟练而自然：“大棍，现在不要叫我二蛋子，要叫我刘旭先生。”
大棍愣了一下，然后嘿嘿笑了两声：“得勒！刘老板！你等着啊，我叫胡二娘给你下碗酸菜疙瘩面——前几天去城里打工，那扒皮老板用几斤白面抵了工资，我还没来得及吃。我知道你就欠这口！”
他说完转身就朝村东头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着胡二娘的名字。刘旭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看着那些熟悉的土坯房和炊烟，一时有些恍惚。这个地方他走了三年，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站在这里，那些记忆像是被压在最底层的旧衣服，翻出来时还带着一股潮气。
胡二娘很快端来了两碗热腾腾的酸菜疙瘩面，放在一张矮桌上。酸菜是自家腌的，疙瘩面是用玉米面掺着少量白面捏的，汤底是几块带骨头的碎肉熬出来的，在这种村子已经算得上是招待贵客的规格了。刘旭再也绷不住儿时的怀念，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稀里呼噜的声音在安静的院落里格外清晰。
大棍坐在他对面，也端着自己的那碗，但没有急着吃，只是看着刘旭：“刘老板，你可慢点吃，这里没人给你抢。两年前你屁都没放一个就跑了，现在混得怎么样？说真的，我那时候还以为你被山里的土匪劫走了……”
刘旭放下碗，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用红布裹着的棍状物，放在桌上，然后拿出一把小刀划开绳结，把布展开——里面是一摞白花花的大洋。阳光照在大洋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那些银元的边缘刻着清晰的齿纹，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大棍的手停在半空中，眼睛直直地盯着那摞大洋，好一会儿没说话。
他捡起一块大洋，学着那些城里人的样子吹了一口气，放在耳边，银元发出清脆的嗡响声。
“二蛋子！”大棍压低声音，“你不会去当土匪了吧！哥们的实力我可是清楚的，把自己卖了也换不来几块大洋。你这突然搞这么多……”
刘旭摆了摆手：“你懂个什么。我去滇军团混了一年多，一年前领了身份证，在一个公司里混了个推销员当当。由于业绩不错，我被派回来拉人了——这五十块大洋是我的经费，我可以随便用，保留回去的路费就可以了。”
大棍咽了咽口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老板，竟然直接发五十块大洋做路费。“滇军团？就是那个听说打了天竺和波斯的大势力？”
“对。我在那边有房子，有工作，每个月工资稳定，生活不用愁。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你们过去。咱们有财一起发——把全村都拉过去，那边有专门的人接应，边境线也有人打点好了，不用担心有人拦。”
他压低声音，凑近了些：“我上头说了，拉一个青壮年过去给十块川票，一个小孩过去给十五块川票，大学生过去给五十块，老师也是五十块，教授是两百块！一块川票可以直接换一个大洋！”
大棍听完这些话，又看了看桌上那摞还在阳光下反光的大洋，又看了一眼刘旭身上那件笔挺的洋装，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在村里干了快三十年的农活，见过最大的现金也就是几块银元，现在这几百号人只要愿意走一趟就能变成几千块银元——这比开钱庄还快。
“真的假的？”大棍的声音有些发颤。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刘旭把那些大洋重新包好，塞回公文包里，“赶紧行动起来吧——男女老少都可以！只要人肯去，滇军团那边什么都有。”
大棍站起身来，把碗里剩下的疙瘩面几口扒完，抹了一下嘴：“我现在就去跟村里人说！他们要是敢不去，我第一个不答应！”
他转身大步朝村里走去，脚步声在土路上越来越远。刘旭坐在槐树下，看着远处梯田上正在劳作的几个身影，觉得自己这一次应该能拉走不少人。
同一时刻，几百公里外的一座城市里，另一场宣讲也在进行。
这座城市还处在战乱边缘——城郊偶尔能听到炮声，街道上不时有军队的卡车驶过，空气中飘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硝烟味。但城里的大学还在上课，教室里依然坐满了学生，教授们依然在黑板上写着公式和理论。战争像是一层薄薄的灰，落在校园的围墙外面，但围墙里面的人们还在努力维持着正常的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