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进入第三天，我开始调整策略。
我不再只拍秦昼准备好的“日常”，而是尝试捕捉更多即兴的、未经设计的瞬间。比如他早上刚睡醒时迷茫的表情，比如他处理工作难题时紧皱的眉头，比如他偶尔走神时空洞的眼神。
秦昼逐渐习惯了镜头的存在，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他会主动问我“今天想拍什么”，会配合我调整位置和光线，会在拍摄间隙偷偷看回放，然后问我“这段能用吗”。
但他始终守着一条底线：某些时刻，他会明确说“姐姐，这段别拍”。
比如他接某些电话时——不是工作电话，是一些听起来很私密的对话。他会走到我听不到的地方，压低声音说话。
比如他进入那间储藏室时——他每天会进去一次，大约十分钟，出来时神色如常，但坚决不允许我跟拍。
再比如，每天下午三点，他会消失半小时。我问零七，零七说“秦先生在休息”。但我经过他卧室时，听到里面有说话声，不是打电话，更像在自言自语。
这些禁区像拼图的缺失部分，让我越来越好奇。
第四天上午，发生了一个意外。
我在书房拍秦昼工作的镜头。他坐在书桌前，对着三块显示屏处理数据，神情专注。阳光从侧面打过来，在他脸上投下好看的阴影。
我拍了大约二十分钟，摄影机忽然提示电量低。我转身去拿备用电池，不小心碰倒了书架旁的一个摆件——是个水晶地球仪，秦昼很多年前送的生日礼物。
地球仪掉在地上，摔碎了。
清脆的碎裂声在安静的书房里格外刺耳。
秦昼猛地抬头。看到地上的碎片时，他的表情瞬间变了。
不是愤怒，不是责备，是一种……近乎恐慌的空白。
他站起来，动作太快带倒了椅子。几步冲到我面前，但不是看地球仪，而是抓住我的手臂上下检查：
“姐姐有没有受伤？手有没有被划到？”
他的力道很大，捏得我生疼。
“我没事。”我说，“对不起，我……”
“没事就好。”他打断我，声音还在抖，“东西不重要，姐姐没事就好。”
但他松开我后，蹲下来看着那些碎片，眼神很空。他伸手想捡，我拦住他：“小心割手，让机器人来收拾。”
秦昼没说话，只是盯着那些碎片。良久，他轻声说：“这个地球仪……姐姐十八岁生日时，我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买的。”
我想起来了。那年他十五岁，刚上高中。我生日时，他送了个水晶地球仪，说“希望姐姐能去世界上所有地方”。
当时我很感动，但后来那个地球仪一直放在书架角落，渐渐被我遗忘。
没想到秦昼还记得。记得这么清楚。
“对不起。”我真心实意地道歉。
秦昼摇头，站起来，脸色已经恢复平静：“没事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让人再买一个。”
他按了呼叫铃，零七很快进来收拾。秦昼没再看那些碎片，回到书桌前继续工作。
但我注意到，接下来的半小时，他频繁走神。鼠标在一个文件上停留很久，却没有点击。眼睛看着屏幕，眼神却是散的。
我悄悄把摄影机对准他，录下了这些瞬间。
中午吃饭时，秦昼很沉默。直到我主动提起上午的事。
“那个地球仪，你当时怎么想到要送那个？”
秦昼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容有点苦：“因为那时候……姐姐说想去环游世界。你说想当纪录片导演，走遍全球，拍所有值得记录的故事。”
他顿了顿：“我买地球仪，是想告诉姐姐：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想着你。”
“可后来我还是走了。”我说，“去纽约，一去十年。”
秦昼低头拨弄碗里的米饭：“嗯。所以那个地球仪……其实没什么意义。姐姐想去哪里，还是会去。我留不住。”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但握着筷子的手很紧。
那天下午，秦昼又消失了半小时。我趁着网络权限开启的时间，查了些资料——关于偏执型人格障碍，关于童年创伤的长期影响，关于“过度保护”的心理机制。
越查，心情越沉重。
晚上，秦昼说要给我看个东西。他带我上到三楼，打开一间我之前没进过的房间。
门打开时，我愣住了。
这间房很大，约五十平米。三面墙都是显示屏，每面墙又分割成几十个小屏幕。屏幕上是这栋房子的各个角落：客厅、餐厅、走廊、花园、书房……甚至我卧室的门前——但如秦昼承诺的，卧室和浴室内部没有监控。
只有我的剪辑室，也不在监控范围内。
“这是……”我喉咙发干。
“安保监控中心。”秦昼语气自然，“整栋房子的公共区域都在这里显示。24小时有人值守——当然是机器人。”
他走到控制台前，敲了几个键。一块大屏幕亮起，显示着当前时间，和所有摄像头的状态。
“姐姐不用担心隐私。”秦昼说，“你的私人空间我都屏蔽了。这些只是为了保证安全。”
“你每天在这里看这些？”我问。
“偶尔。”秦昼说，“主要是零七负责。我只有担心姐姐的时候，才会来看一眼。”
他切换到一个画面，是玻璃花园下午时分的录像。画面里，我正蹲在地上拍一株植物，神情专注。
“比如今天下午，姐姐在花园里待了两小时。我有点担心，就来看了一眼。”秦昼微笑，“看到姐姐很投入，就放心了。”
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看着满墙的屏幕，感到一阵寒意。
这就是秦昼的世界：一切尽在掌控，一切都在视线之内。他用这些摄像头，构建了一个绝对安全的领域。而我，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也是被监视的中心。
“姐姐想试试吗？”秦昼问，“可以调取任意时间段的录像，可以放大，可以追踪移动轨迹……”
“不用了。”我说，“我有点累，想休息。”
秦昼的笑容淡了些：“姐姐……不喜欢这里？”
“只是不习惯。”我实话实说，“被这么多眼睛看着。”
“它们不是眼睛，是保护。”秦昼固执地纠正，“姐姐，如果没有这些，万一有坏人进来，万一姐姐出事……”
“这里只有你和我，还有机器人。”我打断他，“哪来的坏人？”
“以防万一。”他说，又是这个词。
我们沉默地对视。
墙上的屏幕闪着冷光，映在我们脸上。
最后秦昼先妥协：“姐姐不喜欢，我们就不待在这里。我送姐姐回房间。”
他送我下楼。走到卧室门口时，他忽然说：“姐姐，你知道吗，其实你也在“监视”我。”
我回头看他。
“你的镜头。”秦昼指了指我手里的摄影机，“每天都在拍我，记录我。从某种角度说，你也在“监控”我。”
他说得对。
我的纪录片拍摄，本质上也是一种观察，一种记录。和这些摄像头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我的镜头只有一个，他的摄像头有几百个。
我的镜头在他知情同意下工作，他的摄像头……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也存在。
“所以，”秦昼轻声说，“我们是一样的，姐姐。你观察我，我保护你。我们都在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关注着对方。”
这个类比让我不舒服，但无法反驳。
“晚安，姐姐。”秦昼说，“明天……还想拍我吗？”
他的眼神里有期待，也有一丝不安。
“拍。”我说，“明天继续。”
秦昼笑了，那个笑容很亮：“好。我等姐姐的镜头。”
他转身离开，脚步声渐远。
我回到卧室，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深呼吸。
墙上的屏幕，我手里的镜头。
他的监控，我的观察。
到底有什么区别？
也许区别在于：他的监控是为了控制，我的观察是为了理解。
也许区别在于：他的监控是全天候的，我的观察是有限的。
也许根本没有区别。
我们都是被困在这栋房子里的人。他用摄像头编织牢笼，我用镜头寻找出口。
但出口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我会再次举起摄影机。
记录这个偏执的男人。
记录这个华丽的牢笼。
记录我自己，如何在观察中，寻找答案。
而答案，可能就藏在那些他不想被拍的瞬间里。
藏在那个神秘的储藏室箱子里。
藏在他每天消失的半小时里。
我需要耐心。
需要时间。
需要更多的镜头。
因为真相，从来不会主动走到光下。
它躲在阴影里，需要有人去找。
而那个人，现在是我。
手握摄影机的我。
既是囚徒，也是侦探。
既是导演，也是演员。
在这个由爱之名的牢笼里，上演一场关于真相的追逐。
而观众，可能只有我自己。
或者，还有一个正在监控室里，看着我举镜头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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