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影业，最大的那间放映厅，此刻空荡得像暴风雨前的海面。
银幕暗着，红绒座椅沉默地排列。
只有第一排，中央亮着一盏孤零零的阅读灯。
光晕里，赵鑫抱着那把铃木勋送的吉他，指尖无意识地拨着弦。
不是成曲，只是几个零散的和弦，在空旷的厅堂里撞出孤单的回响。
《一个人的春晚》企划案，就摊在旁边的座椅上。
被夜风吹得纸页哗啦轻响。
白纸黑字，写着宏大的构想。
可真正要落地时，问题像雨后蘑菇一样冒出来。
“温馨又刁钻的角度……”
赵鑫喃喃重复着，白天的会议要求，手指在琴颈上滑动。
G大调转C小调，明亮忽然沉入阴郁。
像极了人生。
可电视节目，不是吉他独奏，不能光靠情绪流淌。
它需要结构，需要钩子，需要让千家万户在除夕夜，守着屏幕四个小时不转台的理由。
“啪。”
放映厅后门被推开，黄沾和顾家辉，一前一后走进来。
两人脸上都挂着，熬出来的油光，手里各抱着一沓稿纸。
“阿鑫，还在想？”
黄沾一屁股坐在旁边，稿纸哗啦散了一地。
“我和辉哥吵了一晚上，他非要搞成音乐史诗，我说不行，得接地气，得让人笑！”
顾家辉慢条斯理的，扶了扶眼镜。
在另一侧坐下：“沾哥，四个小时的节目，如果全是市井笑话，深度在哪里？艺术性在哪里？”
“艺术性个屁！老百姓除夕夜，要看的是开心，不是上课！”
“那也不能......”
“停。”
赵鑫的吉他声停了。
他抬起头，灯光在眼底，映出两簇跳动的火。
“两位老师说得都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既能让观众笑出声，又能笑着笑着突然愣住、想起点什么的节目。”
他放下吉他，从座椅上捡起黄沾散落的稿纸。
上面是潦草的手写片段：
【场景一：深水埗菜市场，鱼贩阿伯一边刮鱼鳞一边唱《帝女花》，鱼鳞飞溅像雪花……】
【场景二：夜班护士在空荡的走廊，用体温计的嘀嗒声打拍子，哼《月亮代表我的心》……】
顾家辉递过来的，则是工整的五线谱。
标记着复杂的情感起伏曲线，旁边注释：“此处应用弦乐群，烘托集体记忆的厚重感……”
赵鑫看着这两份，截然不同的方案，忽然笑了。
“沾哥要的是“人”，辉哥要的是“魂”。那我们……”
他站起身，走到银幕前，转身面向两位音乐大师。
“就把“人”和“魂”拧在一起。”
他张开双臂，像在拥抱整个空荡的放映厅。
“节目前半个小时，按沾哥的路子来，要鲜活，要刁钻，要让人一看就“噗嗤”笑出来。但不是廉价搞笑，每个笑点底下，都得埋着一颗关于“人”的种子。”
黄沾眼睛亮了：“比如？”
“比如我构思好了的三个童年镜头。”
赵鑫走回来，手指点着稿纸。
“不能只是唱《小星星》。要让他一边唱，一边用情景把观众带进去。镜头特写婴幼儿时的趣事，相信我，我会拿出三个经典镜头作为剧本内容。”
顾家辉若有所思：“那音乐编排上，把《小星星》的儿歌旋律做变形，处理成背景？……”
“对！”
赵鑫兴奋起来，“然后画面切走，切到哪里？切到青少年学校的课堂，一个年轻学生们在正规地学唱同一段。现场虽然状况百出，但却阻止不了他们，踏上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
黄沾猛拍大腿：“这个好！笑里有东西！”
“但这只是开胃菜。”
赵鑫坐回座椅，重新抱起吉他，“半个小时笑够之后，节目要沉下来了。进入“少年-青年”的群体视角板块，这时候辉哥的“魂”就得出来了。”
他轻轻拨弦，弹出一段略带迷茫的前奏。
“这个板块，我们不做具体的个人故事，做“声音蒙太奇”。”
“声音蒙太奇？”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对。征集。”
赵鑫眼睛发亮，“通过电台、报纸、街头采访，向全香港征集声音——1977年，你作为少年或青年，最常听到、最难忘的声音是什么？可以是上课铃，可以是工厂汽笛，可以是初恋时对方喊你名字的语调，甚至可以是你第一次独立租房时，钥匙转动门锁的“咔嗒”声。”
黄沾倒吸一口气：“这得收到多少素材？怎么处理？”
“所以需要辉哥的音乐功力了。”
赵鑫看向顾家辉，“把这些杂乱的声音素材，做成一部“声音交响诗”。用专业的编曲逻辑，把上课铃变成节奏部，工厂汽笛做成铜管乐句，钥匙转动声是打击乐点缀……让观众在音乐中，听见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顾家辉的手指，已经在膝盖上虚按琴键了。
“技术上可行……但情感上，如何保证不散乱？”
“因为有主题。”
赵鑫放下吉他，语气认真，“这个板块的主题就是回到《一个人的春晚》，镜头呈现的是一个人，其实那是千千万万个自己。在时代的轰鸣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能代表自己的那个频率。最后，所有这些声音会汇成一首歌——”
他顿了顿，哼出几句旋律。
是赵鑫专门为这个节目，嫖前世中的经典。
写出来的《明天会更好》副歌变调，没有情爱的缠绵，多了青春的莽撞与坚持。
但歌曲旋律，依然动人。
黄沾和顾家辉对视一眼，同时点头。
“那中年到老年的部分呢？”
黄沾追问，“你说要收束回个人视角。”
赵鑫沉默了片刻。
放映厅里很静，能听见远处片场夜戏隐约的嘈杂。
他看向暗着的银幕，仿佛已经看到了画面：
“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回到具体的“人”。但不是随便一个人，是之前所有板块里，那些声音的“主人”。”
他缓缓描述：“那个在菜市场唱《帝女花》的鱼贩阿伯，镜头跟着他收摊回家。他家在哪？也许就在市场楼上的小隔间。他洗手，手上的鱼腥很难洗掉；他做饭，一个人的年夜饭很简单；他打开电视，看的正是我们这台《一个人的春晚》。”
“当电视里播放到“声音交响诗”段落，出现了市场早晨开市的嘈杂声时，阿伯会愣一下，然后笑出来：“咦，这不是我们市场嘛！””
黄沾听得入了神：“然后呢？”
“然后画面淡出，淡入到另一个家庭。”
赵鑫继续说，“也许是那个提供“上课铃”声音的、现在已经成了老师的中年人。他正和全家吃团圆饭，电视里播到那段由上课铃，变形而来的旋律时，他的孩子会说：“爸爸，这声音好像你们学校的铃！””
“一个接一个，所有提供过声音素材的普通人，在除夕夜看到、听到自己的“声音”被编织进一场盛大的节目里。他们会惊讶，会感动，会指着电视对家人说：“这个声音是我提供的！””
顾家辉轻声说：“所以到最后，节目不再是“我们做给他们看”，而是“他们看见了自己”。”
“对。”
赵鑫重重点头，“而最终的落点，要落回“生命”本身。”
他描述最后的画面：“节目尾声，摄影机回到TVB演播厅。张国荣，或者我们选定的那个“守夜人”，站在空荡的舞台中央。他身后的大屏幕，开始快速回放今晚所有出现过的面孔：吃蛋糕哭嚎的婴儿、和妈妈斗嘴的孩童、幼儿园舞台上出糗的小孩、菜市场的阿伯、工厂的青年、教室里的老师、团聚的一家人……”
“然后他说出最后的独白。”
赵鑫深吸一口气，仿佛已经听见了那句台词，““今晚，我们听了那么多声音。但最重要的声音，也许不是电视里播放的这些，而是，””
他停顿，制造悬念。
“镜头切到千家万户的实时连线画面：一家人碰杯的声音，孩子拿到红包的笑声，老人轻声的祝福，甚至……电话铃响起，远方儿女拜年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