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第一个夜晚，贝贝是在苏州河边的码头石阶上度过的。
不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天蟾绣庄的孙管事是她阿爸当年跑船时认识的，码头上随便找个搬运工打听，都能指一条去天蟾绣庄的路。但她没有去。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迷路，而是因为她在码头上转了三圈之后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她连怎么过马路都不知道。
沈家浜没有马路。沈家浜只有石板小径、田埂和河。而沪上的马路铺的是柏油，跑的是叮叮当当的电车和四个轮子的黑色汽车，路口站着拿棍子的巡捕，红灯亮了就得停，绿灯亮了才能走。这个规矩没有人告诉过她，她第一次想过马路的时候差点被一辆黄包车撞上，车夫回头骂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她吓得退回路边，后背撞在电线杆上，怀里的包袱差点脱手。
所以她坐在了码头的石阶上。石阶很凉，十一月的夜风从黄浦江上灌过来，带着江水特有的腥味和远处工厂烟囱里飘来的煤烟味。她把包袱放在膝盖上，背靠着拴缆绳的铁墩，看着江面上的轮船慢慢变成一团团模糊的黑影。外滩那边的霓虹灯还在亮，红红绿绿的光倒映在江水里，被波浪揉碎了又拼起来，拼起来又揉碎。
饿了。她从包袱里摸出一块米糕，掰了一小半塞进嘴里。米糕是莫婶做的，放了红糖和桂花，冷了还是甜的。她慢慢嚼着，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泪自己往外淌，无声无息的，像沈家浜清晨河面上泛起的雾气，挡不住也收不回。她拿袖子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然后索性不擦了，让眼泪淌了个够。哭完了，她把剩下的米糕用布重新包好塞回包袱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哭够了。该干活了。
天亮之后，贝贝在苏州河边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客栈。说是客栈，其实就是一户人家的阁楼隔出来的小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连窗户都没有，只在屋顶上开了个巴掌大的天窗。老板娘姓冯，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妇人，操着一口带宁波腔的沪上话，上下打量了她好几眼，大概觉得这个乡下姑娘不像有钱住店的样子，开口就伸手要先付三天房钱。贝贝数了六个铜板放在柜台上，冯老板娘拿起来吹了一下又放到耳边听了听——其实铜板哪需要听，但她偏要做这个动作，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她是地地道道的沪上人。
“小阿妹，来沪上做啥？寻亲眷？”
“找活做。”贝贝说。
冯老板娘把铜板收进抽屉里，又打量了她一眼，这回目光在她手上多停了两秒——那双手虽然黑，但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指尖修长，不像做粗活的手。“会做啥？”
“会绣花。”
冯老板娘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精明相。“绣花倒是好，沪上的绣庄多，不过人家要的是熟手。你以前在啥地方做？”
贝贝把沈家浜镇上那家小绣坊的名字说了，冯老板娘显然没听过，只是嗯了一声，把钥匙扔给她，说热水在楼下的煤炉上烧着，要洗脚自己打。
住下来的第二天，贝贝开始找活干。她按照莫婶给的地址找到了天蟾绣庄，那是苏州河边上一条窄巷子里的一栋两层小楼，门楣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字是行草，写得龙飞凤舞，她认了半天才认出“天蟾”两个字。她在门口站了好久，把衣裳拉了又拉，头发拢了又拢，才鼓起勇气推门进去。绣庄里很安静，几个绣娘坐在临窗的绣架前低头干活，阳光从雕花木窗的格子里透进来，照在绸缎上，映出一片柔润的光泽。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从柜台后面抬起头看她，问她要什么。
“我找孙管事，孙德胜。”
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那目光很平淡，却让贝贝觉得浑身不自在——像是打量，又像算计。“他半年前就不在这做了，回老家了。”他顿了顿，“你跟孙德胜什么关系？”
贝贝愣了一下，心里沉了一下，但也没多想，老实回答：“他是我阿爸的朋友。阿爸让我来沪上找他，说可以帮我介绍活。”
中年男人上下打量了她几眼，目光在她衣领间露出的一小截红线上停了半拍，然后指了指墙上贴的一张红纸。纸上写着“招聘绣娘”几个字，下面是一行小字：包吃住，月薪五块银元，做满三月按件计酬。贝贝的心跳了一下——五块银元，折成铜板就是五百个，够给阿爸抓十帖药还有余，还能攒下钱来修那条漏水的旧船。
“我手艺好，”她说，“从小跟着莫婶学，学了十几年，我能绣蝶恋花、鸳鸯戏水、孔雀开屏，还会双面绣。”
中年男人挑了挑眉毛，似乎对她嘴里冒出的“双面绣”三个字有些意外，脸上那层敷衍褪去半分，多了一丝商人式的衡量。“手艺好不好，口说无凭。试个样，过了就留下，不过就走人。”
他让伙计搬来一架空绣架，又拿来一块素白的绸帕和几绺彩色丝线。贝贝在绣架前坐下来，深吸一口气，拿起绣针——这姿势她做了成千上万遍，身体比大脑更先找到节奏。绷上绣布后她没有急着落针，而是闭眼摸了一遍绣面的经纬，指尖沿着丝线纹理缓缓划过。沈家浜的刺绣和别处不同，讲究的是“水路”与“留白”——水路是纹样之间留出的空隙，留白是整幅构图的呼吸感。她在脑子里把那幅《水乡晨雾》又画了一遍，然后落下了在沪上的第一针。
她选的绣样不复杂——一幅小小的秋海棠，花头只有拇指盖大小，但用了六种深浅不同的红色丝线，层层叠压。花瓣的边缘极薄极透，颜色从瓣根到瓣尖缓缓淡出，红得一点都不抢眼，倒像是被晨雾裹住了一样，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柔光。她在绣花瓣的时候手腕不动，只有指尖在发力，针脚细密到几乎看不见孔隙。每一针都落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不偏不倚。旁边两个绣娘不知不觉停了手里的活，凑过来看。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看了片晌，忍不住低声跟同伴说，“这水路走得比赵师傅还讲究。”
中年男人一直站在旁边看，脸色变了又变。等贝贝收了最后一针把绸帕递过来的时候，他接过去对着光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又翻过来看背面——背面也是一朵海棠，针脚比正面稍疏，却干净利落，没有一根线头。
“留下吧。月薪四块银元，试用一个月，包吃住，过了试用涨到五块。”他说。
“刚才纸上写的是五块。”贝贝说。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这个乡下丫头敢还价。他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几秒，大概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就凭她方才展露的手艺，去了别家就是抢手货。“行，五块就五块。明早上工。”
贝贝从绣庄出来的时候，苏州河上正好有一艘汽轮鸣着汽笛驶过，把河面上的阳光碾成无数碎金。她站在巷口，仰头看着两边高高的山墙夹出来的一线天，嘴角慢慢翘起来，翘到一半赶紧又压回去了——阿爸说过，人得意的时候不要笑得太早，笑早了会惊着运气。可她还是想笑。五块银元一个月，包吃住。阿爸的药有着落了，莫婶也不用再半夜偷偷把粥里的米粒捞给阿爸自己喝米汤。她把包袱紧紧抱在胸口，下巴压在包袱上，在巷口跺了跺脚，然后撒腿就往客栈跑。
贝贝正式搬进绣庄宿舍的那天，她把自己的蓝布包袱打开，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两套换洗衣裳，一双新布鞋，半包米糕，一小块磨刀石（莫婶说城里剪刀钝了没人帮你磨，自己带着方便），还有那块靛蓝色的襁褓布。她把襁褓布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玉佩还是挂在脖子上，红线贴着皮肤，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
天蟾绣庄的日子比沈家浜的绣坊要辛苦得多。天不亮就起来，先把绣房的窗台和绣架擦一遍，把丝线按颜色深浅排好。老板娘姓蔡，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瘦高个，永远穿一件深紫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可从来说一不二。她管绣庄的方式比沈家浜的老板娘严厉得多——绣错一针扣半天工钱，迟到一刻钟扣一天，连续三天完不成定额就滚蛋。但她有一个好处：公平。赏罚都摆在明面上，从不克扣绣娘的赏钱，也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贝贝在她手下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从新来的“乡下丫头”变成了绣坊里公认的“快手阿贝”。
但沪上的日子不仅仅是绣花。
贝贝开始学沪上话。水乡的吴语软糯绵长，到了沪上却被码头文化和商业节奏磨得更快更利。沈家浜说“吃茶”，沪上说“吃茶呀”；沈家浜说“啥物事”，沪上说“啥么子”。起初她开口必脸红，因为绣坊里有几个本地的绣娘听她说话就笑——不是恶意的笑，是觉得这乡下丫头说话像唱戏，句尾拖得老长。贝贝也不恼，晚上躺在大通铺上，听着别人说话，在黑暗里无声地跟着学。她学东西快，嘴唇轻轻翕动，一遍遍纠正自己的腔调。一个月下来，她跟绣坊隔壁卖豆浆的阿婆说话时，对方问了一句“你是浦东人伐”——把她乐得不行。从“乡下人”变成“浦东人”，这就算是进步了。
她也开始学着认路。沪上的路名又多又怪，什么“霞飞路”“愚园路”“极司菲尔路”，字她都认得，但拼在一起她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几次她下了工想出门转转，走不出三条街就迷了路，站在十字路口看着四面八方涌来的车和人，心里慌得不行，只能原路退回去。有一次她走丢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是巡捕房的华人巡捕帮她指了路，那人上下打量了她两眼，说“小阿妹，刚到沪上吧？别乱跑，这地方大着呢，走丢了可没人找得到你。”后来她学乖了，每次出门都在心里把路一点一点记下来——从绣庄到米铺是三个路口，米铺门口有一棵歪脖子的梧桐树；从米铺到杂货铺要经过一座红色的小铁桥；杂货铺对面是一家咖啡店，咖啡店里飘出来的味道很香，闻着能让人的舌头品出苦涩，不似沈家浜的茉莉花茶，也不像莫婶熬的草药。
最让她头疼的是钱。沈家浜用的是铜板，一两百个铜板串成一吊，买米买菜都是拿铜板数。沪上用的是银元和钞票，一块银元能换多少铜板、一张钞票能买多少东西，每家店还不一样。她头一回去米铺买米，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掌柜的看了一眼说“小阿妹，你这张钞票是去年的，现在不流通了。”她愣在原地，脸红到脖子根。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看她可怜，叹了口气说“算了算了，这次就收你的，下次别拿旧钞票来。”贝贝连连道谢，抱着米袋逃也似的跑了。从那以后她把银元和钞票分开放，每次花之前都要先问清楚价钱，再在心里算三遍才掏钱。
这些事情看起来小，但每一件都像一个针尖，不致命，却扎得人生疼。她没有跟任何人诉过苦。给莫婶写信的时候，只写“沪上很好，绣庄很忙，老板娘很照顾我”，然后附上一张五块银元的汇票——那是她攒了大半个月的工钱，一分没留，全寄回去了。莫婶后来托人代写了回信，短短几行字里说着“阿爸吃了药咳嗽好些了”“家里的枣树发了新芽”“你在外头要吃饱不要省钱”——贝贝把信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把每个字都背下来了，然后折好压在枕头底下，和那块襁褓布放在一起。
月底有一天，绣坊里接了一批急活，赶工赶到很晚。等其他绣娘都走了，蔡老板娘把贝贝单独叫到账房里，关上门，给她倒了杯茶。茶杯是细白瓷的，杯口描了一圈金边，端在手里又轻又薄，跟沈家浜那种粗陶碗完全不同。
“这批活客人很满意，指名下次还要经你的手。”蔡老板娘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银元，推到她面前，“这是给你的赏钱。另外，从明天起你就不用跟学徒住大通铺了，搬到后院单间。”
贝贝看着桌上那块银光闪闪的钱币，没有伸手去拿。她心里翻涌着各种情绪——她想哭，又想笑，想跑到码头上对着黄浦江大喊一声“阿爸莫婶我做到了”——但她忍住了。她只是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老板娘”，然后双手把银元接过来，郑重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走出绣庄的时候，天色将晚。外滩的霓虹灯刚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光打在马路两旁的梧桐树上，碎成满地的彩色光斑。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上的灯把车窗映成一块块暖黄色的方格子。她沿着苏州河边慢慢走着，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没那么可怕。它确实冷酷——人会因为旧钞票就不卖你米，会因为你开口的腔调就笑话你，但它也公平。手艺好就是手艺好，做得好就能拿赏钱，赏钱捏在手里冰凉的、沉甸甸的，带着金属的质感，对得起每一滴汗水。她怀里的那半块玉佩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着，一下一下拍在胸口上，像另一个心脏在跳。
江风吹过来，带着汽笛声和远处轮船的灯火。贝贝靠在石栏上，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玉佩，对着江面上碎金般的灯光看了一会儿。冰凉的玉贴着她滚烫的掌心，像一滴凝固的露水落在一张刚从灶台上端起来的烙饼上。她抬起头，继续朝前走去。
她知道明天还有活要干，还有路要认，还有好多好多个铜板要攒。但没关系，往前走就是了。沈家浜的桨她都划得动，沪上的针她也拿得稳。